回到部队后不到两个月，我就接到了调往保定训练大队的命令。那位借“钟山”牌手表让我回家结婚的同乡战友感慨地说：看来结婚能给人带来好运，过几天我也回家结婚。临行前，我们警卫班与干部们进行了一场篮球比赛，那天我手气很好，几乎是有投必中。这场篮球是我此生打得最漂亮的一场球。

9月10日，我与要到北京办事的马技师结伴同行。田虎用嘎斯51把我们送到潍坊火车站。嘎斯51，再见了。没有再见，其实是永别。这辆车，我再也没见过，它的残骸，现在何方？而鲁文莉她爸爸那辆嘎斯51，村里人说，的确是被何志武买走了。何志武开着那辆车，在大街上和我们学校的操场上转了好几圈，实践了要成为“鲁文莉她爸爸”的理想，然后便拖着烟尘扬长而去。

我到达保定后，先是担任班长，训练那批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来的学员。他们学制两年，大专学历，毕业后就是正排职军官，行政23级。他们学习的专业，有一个很长的名称，其实就是戴着耳机抄电报。

一个月后，训练结束，我被留在大队部担任保密员，后来又兼任政治教员，给那些学员们讲授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我并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是“鸭子上架——全靠逼”。刚开始很吃力，但教过一个学期后，渐渐可以应付自如。于是，那颗未死的文学之心又在拳拳跳动。屡遭失败后，终于，1981年9月，我的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在保定市的《莲池》发表。第二年春，又在该刊发表了短篇小说《丑兵》。一个战士，担任着干部的工作，能给学员滔滔不绝、声嘶力竭地讲马克思主义原理，又能写小说，确有点引人注目。1981年11月3日，女儿出世。起名时，时在湖南工作的我大哥建议叫“爱莲”，一是我的第一篇小说是在《莲池》发表，二是宋人周敦颐有名文《爱莲说》。我认为此名太俗而为之命名“筱箫”，但上小学后，老师以此名笔画太多而易之“笑笑”，于是也就“笑笑”至今了。在上级机关诸多贵人帮助下，1982年盛夏，我在故乡度假时，接到了被破格提拔为军官的消息。那张任命我为训练大队正排职教员的命令，现在还应该装在我的档案袋里吧。我清楚地记着，那封信是我父亲拿回来的。当我向他报告了这个喜讯时，他眼睛里闪烁着的是一种让我感觉到温暖又凄凉的光芒。他什么也没说，扛起锄头又下田去了。我父亲的表现立即让我想到邻村我一个本家爷爷的表现，他的儿子提干后，他敲着锣满村喊叫：我儿子提干了！我儿子提干了！我父亲的低调处理使我深切地感到他的性格、品质和经验。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不久即写出成名之作《透明的红萝卜》，不久后又发表了《红高粱》，引起很大轰动。1986年暑假我在故乡集市上买菜，碰到了邻村一个姓万的男人。他一把拉住我，瞪着眼吼叫：听说你发大财了？一部小说，卖了一百多万？——现在，一部小说卖一百多万完全可能，但在当时，这无疑是说胡话。——还没等我辩白，他就说：不用害怕，不会找你借钱。我儿子考上了美国留学生，再过几年，美金大大地有！

1987年秋，张艺谋带领着巩俐、姜文等人到高密来拍《红高粱》，最早的名字叫《九九青杀口》，他们剧组的一辆小面包车上就用红漆喷上《九九青杀口》的字样。为什么当时不叫《红高粱》，等拍摄完毕后又叫《红高粱》，我没问，他们也没说。当时，拍电影，对我们高密东北乡人来说，可是一件新鲜事。自从盘古开天地，还没有人到我们这偏僻地界拍过电影呢。开机前，我请剧组主创人员到家里吃饭。张艺谋、姜文都是赤膊光头，皮肤晒得黝黑。巩俐穿着一身老土布衣裳，留着那种乡村妇女的发型，不施粉黛，看上去像一个貌不惊人的小村姑。村里人原以为女电影演员都是天女下凡，但看了巩俐后不由大失所望。当时，谁能想得到，十几年后，巩俐会成为国际巨星，举手投足，高贵典雅，目光流盼，风情万种。开机那天，现场观者如堵，有骑车几十里从外县赶来的普通百姓，也有坐着轿车前来观看的县市领导。但都是乘兴而来，扫兴而去。

剧组住在我们县招待所，房间里没有空调也没有卫生间，当时，县级招待所条件大都如此。当时的演员也没有现在的演员那么大的谱。等剧组撤走后，我听到县里的朋友对我说：很多人对演员们的印象不好。尤其是姜文，打长途电话一打就是四个小时。我说他打长途电话交不交钱？他说交啊。我说既然交钱你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现在，我想没人再去管这些闲事了吧！中国人从人人关心别人的私事，到个人隐私受到保护，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进步。不久前我在电视上看到八十年代初一个因为“流氓罪”被判了十年徒刑的电影演员为自己的遭遇鸣冤叫屈。是的，他无非是与几个女人发生过两相情愿的性关系，竟被认为是犯了严重的罪行，此案当时轰动全国，大多数人认为他罪有应得，并无人认为量刑不当。如果按照那时的标准来衡量当今社会的男女……那需要多少监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