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文莉呢？鲁文莉呢？这小丫头，差点要了我的命！

二

送走了何志武之后，我的心也开始躁动不安。虽说我在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比在村里当农民强，但我的农民身份并没有改变。而改变不了农民身份，你就是下等人。当时，厂里有十几个刚由临时工转为正式工人的小伙子，他们穿皮鞋，戴手表，耀武扬威，不可一世。那时我已经读过《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等古典小说，能背诵几十首唐诗宋词，还能写一手不错的钢笔字。我经常帮厂里一个退休的老职工给他在杭州当兵的儿子写信。我帮他写的信半文半白，堆砌辞藻，至今忆起，耳颊犹热。那老职工却当众夸我是“小知识分子”，我自己也觉得怀才不遇，梦想着到一个广阔的天地里施展才华。棉花加工厂显然不是久留之地，回到农村那更是将千里马关进了牛棚。当时上大学不考试，靠贫下中农推荐，虽然从理论上说我也有资格上大学，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每年那几个名额，还不够公社干部子女们抢的，根本轮不到我这样的小学五年级学历，家庭出身中农，大嘴开阔，相貌古怪的人。我想了很久，当兵，也许是我跳出农村，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当兵虽然也很难，但比上大学要容易。从1973年开始，我年年报名应征，到公社去参加体检，但年年落选。终于，1976年2月，经过无数曲折，在诸多贵人的帮助下，我领到了一张“入伍通知书”。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凌晨，步行五十里到达县城，换上军装，爬上军车，到达黄县，住进有名的“丁家大院”，参加新兵集训。1999年秋，我重访故地。此时黄县已经改名为龙口市，那曾是部队营房的“丁家大院”已经改为博物馆，当年这所在我的印象中巍巍峨峨的地主庄院，竟然是这般低矮狭小，这说明我的眼界发生了变化。新兵训练结束后，我与三个新兵被分配到一个所谓的“国防部保密单位”。很多老乡羡慕我分到了好单位，但到了那里，却大失所望。这单位不过是一个电子测向站，而且即将撤销。我们的直属上级机关远在北京，行政上归驻扎黄县的蓬莱守备区34团代管。“代管代管，代而不管。”不是不管，是管不了，没法管，不敢管。我们单位的代号叫“263”。“提起‘263’，愁坏34团。团长血压高，政委翻白眼。”听听这顺口溜，你们就知道我到了一个什么鸟单位。分派给我的任务是站岗和种地。唯一让我感到亲切的是，这单位的那辆军车，与鲁文莉她爸爸那辆一模一样。一样的型号，一样的颜色，一样的新旧程度。开车的司机是一个年约四十的军官，小个子，花白头发，半口假牙，姓章，我们都叫他章技师。章技师离过一次婚，后任妻子带着一个女儿在济南上班，他带着前妻生的儿子住在部队。这爷儿俩是篮球迷，经常在球场上比赛定点投篮，谁输了谁用头将球从中场拱到篮架下。我刚到那里时，多看到章技师驱赶着儿子爬地拱球。一年之后，就基本上是儿子赶着老子拱球了。对，那小子名叫亲兵——这名字有些古怪——亲兵用一根木棍毫不留情地敲打着章技师高高翘起的屁股，一边敲一边说：快爬！快爬！别“绿豆芽进茅坑——冒充长尾巴蛆”！

我当时已经没有什么远大理想了，因为这个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单位，根本没有发展前途。听老兵们说，要从新兵里边选拔一个跟章技师学开车。我就梦想着这幸运能降临到我头上。我在故乡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鲁文莉她爸爸的嘎斯51拖着烟尘从面前疾驰而过。唯一一次亲近汽车的机会，却差点要了我的小命——鲁文莉的爸爸将车停到供销社门前的大街上，进去买烟，趁此机会，我脚踏车后铁杠，手攀车厢后挡板，想过过车瘾。鲁文莉爸爸买烟回来开车疾驰，尘土飞扬，呛鼻难呼吸，我松手下车，却像块泥巴般砸在地上。好久才爬起来，鼻青脸肿，满嘴是血，愣怔半天，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才明白这是惯性的作用。——现在，每星期都有机会坐着嘎斯51到距营房二十里外的农场去劳动。我们单位只有十六个人，却从农场里要了四十亩地。十六个人里有九个军官，他们轮流在那台吱吱乱叫的机器上值班，下地干活的，也就是我们警卫班里这六个人。我们警卫班里这六个人中又有两个是从天津城里来的，他们耍嘴皮子的功夫一流，但干活偷懒磨滑。所以真正干活的也就是我们四个人。章技师拉着我们沿着那条海边的砂石公路往农场奔驰。驾驶室副座上是他的儿子或是一位军官。我们站在后边的车厢里，手扶着车厢边沿，将军帽摘下塞进裤袋里，风迎面吹来，使我们头发飘扬，心旷神怡。想想当年为了体验一下嘎斯51的速度险些丧命的事，我心中感到当这次兵还是值了。章技师开车很猛，基本上是个土匪。那时候车很少。那时候全中国连一厘米高速公路都没有。这条沿海公路是据说是最好的公路，是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时修的，宽度只容两车相错。路边经常有骑自行车的人，被我们的车卷起的沙土遮没。有很多次我们听到那些骑车人在车后大骂。这里的老百姓比我们老家的老百姓勇敢。鲁文莉她爸爸撞死了我们村那么多鸡犬，没有一个人找他的麻烦。但章技师的车撞死了一只老母鸡，鸡主老太太提着死鸡，拄着拐棍找到我们营房，站在我们站长办公室门口，用拐棍捣着门板破口大骂。后来听说，这老太太是著名电影《地雷战》中那位女民兵英雄的原型，她的两个儿子都是解放军的高级军官。她怒气冲冲地说：你们算什么八路军？日本鬼子进村都不敢这么猖狂！我们站的领导连忙点头哈腰赔不是，并愿意赔老太太十元钱。老太太说：十元钱？我这鸡一天下一个双黄蛋，一年下365个双黄蛋，五个双黄蛋一斤，一斤5元8分钱，你给我算算多少钱？我的领导好说歹说，总算用二十元钱把老太太打发走了。但没想到老太太出了营房又转回来，非要我们领导把开车的司机找来让她看。她瘪着嘴说：我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能把一辆破汽车开得像惊了枪的野兔子一样！我们领导无奈，只好让我去把章技师唤来。章技师一见老太太，“啪”一个立正，敬了一个油滑的军礼，然后说：革命的老妈妈，晚辈知错了！老太太说：知错必改！以后啊，进村后把速度放慢到十五迈，否则，我在大街上埋上连环地雷阵，炸翻你这王八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