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1979年，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对我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先是2月17日，对越南的自卫反击作战爆发。二十万大军，从广西和云南两线，冲进越南境内。第二天早晨，我们吃早饭时，就从广播里听到了李成文舍身炸敌堡的英雄事迹。我们同批入伍的战友，有很多去了前线。从内心深处，我是羡慕他们的。我希望自己也能有这样的机会，上战场，当英雄，闯过来可以立功提干，牺牲了也给父母挣个烈属名分，改变家庭的政治地位，也不枉了他们生我养我。有我这种想法的，其实不止我一个人。这想法很简单，很幼稚，但确是我们这种饱受政治压迫的中农子弟的一个扭曲心态。窝窝囊囊地活着，不如轰轰隆隆地死去。前方在打仗，我们这样的单位也一改长期的散漫状态，出操，训练，值班，劳动，都加倍认真和卖力。但战争很快结束，我们单位又恢复原状。

这年的6月底，领导批准我回家结婚。7月3日举行婚礼，是日大雨。在婚假期间，我见到了几位参战回来的战友，他们都立了功，有两位还提了干，我从心里边羡慕他们。但等待我的是什么呢？也许，再过几个月，我就该复员回乡了。

结婚第二天，我骑自行车去了胶河农场，说是去找同学玩，其实是想看看鲁文莉她爸爸那辆差点把我摔死的嘎斯51。我在农场的车场上找到了它。鲁文莉的爸爸正在为它刷油漆。我上前去，掏出烟，敬他一支。我说：鲁师傅您不认识我吗？他笑着摇摇头。我说我是鲁文莉的小学同学，姓莫，名叫莫邪的。他连声说：啊啊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那一年，我把车停在你们村，你打开车门，偷走我一副手套。我说：那不是我，那是何志武，他不但偷了你一副手套，还将你的轮胎放了气。他说：那小子，我知道，从小就是歪头鹅，一肚子坏水儿。他不但放了我轮胎的气，还拧走了我轮胎上的气门芯。后来他跟我谈判，说要借我的军装、军帽，如果我不借给他，他就在街上撒铁蒺藜，扎破我的轮胎。我马上想起来，十几年前，鲁文莉她爸爸的嘎斯51抛锚在大街上的情景。六个轮胎，四个瘪了。鲁文莉爸爸暴跳如雷，破口大骂。当时，学校也把我当做重点怀疑对象，盘查讯问了许久。刘大嘴老师将烧红的炉钩子举到我面前摇晃着，要我坦白交代。我心中无事，面对炉钩子，坦然自若——我问起鲁文莉的情况，他说，就业了，在县橡胶厂。我说：在你们农场就业多好，你们这里是全民所有制，县橡胶厂是集体所有制。他说：你不知道吗？我们归县里管了，土地也要承包了，今后，就跟农民差不多了。我指指油漆了一半的嘎斯51，和车场上那些破破烂烂的机械，问：这些怎么办？他说：能卖就卖，不能卖就任它烂掉呗。这辆嘎斯51也要卖吗？我问。他说：前几天，就是那个何志武，从内蒙古拍来一封电报，出八千元的高价，要买这辆破车。这小子，大概是脑子出了什么毛病了吧？再加五千元，他就可以买一辆新出厂的解放牌大卡车。你说，他是不是要作弄我？我感慨万端地想：何志武啊何志武，你那个聪明绝顶的脑袋里又在转什么念头呢？你能拿出这么多钱买车，说明你发了大财，可你为什么要买一辆老掉牙的破车呢？难道仅仅为了怀旧就可以让你一掷千金吗？我说：鲁师傅，我也弄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相信，他肯定不会作弄你。——随便他吧，他真要买，我这心里还真有点不是滋味呢，你想想，这车跟我多少年了？感情很深啊！鲁文莉的爸爸说罢，抡起刷子，往车厢上抹了两下子，又问我，小伙子，在哪里服役？我说：在黄县。他说：蓬莱守备团的部队，34团吧？我说：我们隶属总参，34团代管我们。他说：我与34团许团长是老战友。我当连长时，他是团里的作训参谋。我兴奋地说：许团长给我们作过报告！太巧了！您要不要捎点什么给他？我后天回部队。他沮丧地说：他堂堂团长，我一个臭司机，不巴结了。我还想说什么，他已经抡起刷子往车上刷漆了。我自然早就听说过他的事。他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当了连长，授衔上尉，前途无量，但可惜他像许多少年得志的男人一样，“后头撅了尾巴，前头撅了鸡巴”，自毁了锦绣前程。

回部队那天，我特意一大早就赶到县城，买上去黄县的长途汽车票，距开车还有两个小时。那时县城很小，我花半小时疾步走到城南橡胶厂，向门卫老头打听鲁文莉，门卫老头说她好像值夜班。接着就盘问我是她什么人？找她干什么？我说是她同学，探亲路过，顺便想看看她。老头可能看我是解放军，就说：要不我给你去叫叫？我说：那就谢谢你了。老头说：你帮我看着门，我给你去叫。我不时地抬腕看表——我借了战友的一块价值30元的“钟山”牌手表——生怕误了坐车的时间。过了好久，看门老头带着她来了。她披着一件短大衣，穿一条红色绒裤，趿拉着一双拖鞋，蓬松着头发，睡眼惺忪，哈欠连连。我急忙上前，叫她的名字。她上下打量着我，冷冷地问：是你啊，找我干什么？我狼狈无比地说：没事……回部队……离开车还有点时间……顺便来看看老同学……前天我去胶河农场，见到你爸爸了，他说你在这里工作……她不耐烦地说：你要没事我就回去睡觉了。她转身就走了。我望着她的背影，心中感到十分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