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剧组那辆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破汽车，我马上就想到了鲁文莉她爸爸那辆被何志武买走的嘎斯51。颜色形状都有几分相似，近前一看，车头上的罩板似乎不对。听村里人说何志武人在内蒙，那辆嘎斯51是不是还在为他效劳呢？

六

1988年8月，我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合办的文学研究生班。相对于1984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我这次没有太大的兴奋。1984年时我接到军艺的入学通知书时那可真叫欣喜若狂。一是终于圆了大学之梦，二是圆了文学之梦。这次考入研究生班，尽管毕业后可以拿到硕士学位，但由于我已经浪得虚名，对文学这行当有了相当的了解，知道对一个作家来说，无论什么学历学位，都比不上作品有力，因此，起初我并不想来上这个学。后来有人劝我把眼光放远点，利用这机会学点英语，将来会大有用处。这想法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我的确也认真地学了两个月，曾经背了几百个单词。但很快，学生运动爆发，形势日益紧张，多数人无心上课。我本来就缺少毅力，有了这个借口安慰自己，就把学英语的事搁置脑后。后来经常出国，每次都为当初没把英语学好而后悔莫及。前几年还有学一点日常用语的想法，这几年，连这想法也没有了。我只是盼着发明家们尽快发明一种简单、便携、快捷、准确的语言交换器，以解我出国之难。

1990年春天，我回到县城，将原有的几间旧房子推倒，用一个月的时间，翻盖了四间房子。期间学校几次来电报催我回去。等我回到学校后，领导劝我自动退学。我未加考虑就同意了。后来，有众多同学为我求情，又得到北师大童老师的鼎力相助才得以保留学籍。我们毕业那天，正好是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毕业典礼草草结束，没有酒宴，没有舞会。我们单位电影队的小伙子开着一辆三轮摩托接我回去，没有宿舍，只好在一间摆放废旧杂物的仓库里安身。仓库里耗子成群，夜夜闹腾。一只母耗子在我的衣箱里做窝生了小耗子。之后几年，我的衣服上、被褥上似乎都有一股鼠尿骚味。仓库里有十几尊毛主席的石膏塑像，我把它们摆在门口和床边，仿佛哨兵一样。有几位文学圈的朋友混过部队大院的层层岗哨进来看我，一看那阵势，都说我是中国第一牛人，让十几个毛主席为我把门放哨，侍卫床前。过了两年，单位分我两间房子，我搬出了仓库。但我经常怀念起与十几个毛主席在一起生活的日子。

1992年春天，忽然有人敲我的门。开门一看，竟是多年未见的何志武。我问他怎么能找到我的家门，他笑而不答。他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我说有事尽管说，只要我能办的，一定不遗余力。他说他在内蒙古交通部门工作，是正式职工，想调回高密，以便照顾年迈的父母。我给高密县长写了一封信，交给何志武，让他拿信自己去找县长。当时我问过他那辆嘎斯51的下落，他瞪着眼问：你不知道吗？卖给张艺谋剧组了。那辆被姜文他们用装满高粱酒的酒坛子当燃烧弹炸烂烧毁的汽车，就是鲁文莉她爸爸那辆嘎斯51啊。你看，他说，我为你的《红高粱》也做过贡献呢。我说，车头上的罩板不太像啊。他说，你怎么这么笨呢，剧组里能人多着呢，他们能原封不动地用一辆苏制卡车冒充日本卡车吗？那不穿帮了嘛。卖了多少钱？我问他。他说：废铁价。这辆车一直在我爹的院子里放着，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才好。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让它有了一个辉煌的结局。

1993年初我回高密过春节，何志武来找我，说已经调回来了，在高密驻青岛办事处工作。我说你可真有本事，他说全靠你那封信引路。

后来几年，他经常来北京找我，每次都请我吃昂贵的菜。看样子是发了大财。他多次邀请我去青岛玩，说他已经和高密没什么关系了，现在自己开公司，生意做得很好，只要我去，一切都由他安排。

从他口中，我得以了解了我们那批小学同学的情况。他不仅熟知我们那些同学的情况，连老师们的情况也了如指掌。从他口中，我知道教我们作文的张老师早就从县职业高中教导主任的位置上退休，两个儿子，一个做木材生意，一个在城南乡当团委书记。那个刘大嘴老师，最辉煌时当过县教委副主任，老伴去世后，与寡居的鲁文莉结为忘年夫妻。鲁文莉的第一个丈夫是县里一位领导的儿子，那小子吃喝嫖赌无恶不作，据说还经常打她。后来那小子酒后驾驶摩托车撞在一棵大树上，车毁人亡。鲁文莉怎么会跟刘老师走在一起呢？我说：这太不可思议了！何志武笑着问我：将乒乓球打到对手的嘴里可以思议吗？——这确实也属不可思议之事，由此可见，世界上的事，千变万化，因缘凑巧，阴差阳错，稀奇古怪，实在是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