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君臣之职分言之，如高帝元年，“大事”记沛公为汉王，之南郑，还定雍；而“相位”书萧何守汉中；“御史大夫位”书周苛守荥阳。高帝九年，“大事”记未央宫成，置酒前殿，帝奉玉巵上太上皇寿，曰：“今臣功孰与仲多”；而“相位”书萧何为相国；“御史大夫位”书周昌为赵丞相，则君臣之职分，或得或失，皆可知矣。

彼班氏作汉史，茍欲自出机轴，尽变子长之例，分异姓王、同姓王为两表，汉初亲疏相错之意不复见。《同姓诸侯王表》废年经国纬之制，王子侯以下诸表废国经年纬之制，徒列子孙，曾会世数，是特聚诸家之谱谍耳，天下大势，当世得失，泯然莫可考，何名为表哉！

太史公诸表：《秦楚之际月表》，此一时也；《汉兴以来诸侯年表》，此又一时也。至于以节目论之，则《高祖功臣年表》与《惠景间侯者表》异矣，《惠景间侯者表》与《建元以来侯者表异》矣。《建元以来王子侯者表》断自建元，其亦有以矣。

吕祖谦通过班固《汉书》中“表”与《史记》中“表”的比较，较深刻地揭示出“表”在《史记》中的重要“意义”。

虽然 “十表”是《史记》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其形式较为特殊，《史记》的选本一般不选它。需要注意的是，《史记》“五体”是浑然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尽管不必再现“十表”，我们却应该从颇有提纲契领功能的表序中领略司马迁的史才与史识：

因夏、商、周三代年代久远，文献资料较少，对这三代的历史事件只能作粗线条勾勒，司马迁本着“疑则传疑”的审慎态度写了《三代世表》，此表上溯黄帝，下至共和元年，对上古直到三代的“帝王授受之正统”及周王朝封建的诸侯世系作了梳理。

司马迁又参照《春秋》、《左传》与《国语》、《铎氏微》等前代史书谱出《十二诸侯年表》，以周王朝为主线，按年列出“自共和讫孔子”时期周王朝所封主要诸侯国的历史事件，欲以此体现出周王室的“盛衰大旨”，弘扬“王道”，并突显出各诸侯国相互侵伐、违礼逾制、德义渐衰、谋诈日盛的种种趋势，勾勒出政治模式由“王道”陵迟为“霸道”的变迁轨迹。

秦焚书坑儒，致使各国史书毁弃，仅存《秦记》。司马迁便以《秦记》为主要资料，上起周元王，下至秦二世，以秦国为主线，按年列出赵、魏、韩、楚、燕、齐六国的重要历史事件，作《六国年表》。因秦“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史公以秦国为主线来呈现历史之真实。同时，又对秦的尚“力”而不尚“德”提出批评，不以成败论英雄。

《秦楚之际月表》是“十表”当中的唯一“月表”，司马迁敏锐地感觉到，从秦亡到汉兴的短短五年是历史巨大变迁的关键时期，所以以“月表”的方式细致深入地描绘出历史风云。在这五年中，政治的主体是楚而非汉，故虽身在汉王朝，司马迁仍本着历史的良心编排了此篇。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皆是从高祖立国到武帝时期政治生活的集中表现，可以看出司马迁对政治史的重视及“法后王”的史学动机。

“十表”中的《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在东汉时已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此表乃后人补作，无序。“十表”中也仅此表无序，今将剩余九表注释集评，重在使同学们对《史记》的体例有一整体观念。

正文：

三代世表第一

太史公曰：五帝[823]、三代[824]之记，尚[825]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826]，周以来乃颇可著[827]。孔子因史文次[828]《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余读谍[829]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830]，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