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等多久，门铃就响了。

没过多久，门铃又响了，没有大叫大喊的声音，那么我猜一切平安无事。

电话铃响了，大概是大卫的不太常来往的朋友。也许他出去了，也许今天我不会和他有麻烦了。我想出去到山里，爬到山顶上，找到波波，可我知道妈的跑车要比我走路快得多，尽管现在已经耽搁一些时间，我们还得等一会儿才能出发。

我再次下楼，却看见大卫坐在客厅看电视，妈和莱蒂在厨房里，俩人都是满面愁容。我看着妈，她说：“放心，你哥没事。”

“那好。”我说。她和莱蒂刚才大概在谈论我，“我们就出发吗？”

妈低头看着桌子：“迈克，亲爱的，抱歉，我们还不能马上就走，我得等医生的电话。”

我斜眼看着她，“医生的电话？”

“我没事，”妈说，“没什么不得了的，真的。医生在查看一些检查报告，就这样，也许我需要吃点抗菌素类的药。可我得等电话，然后我们马上就走，好吧？”

“我现在就走，”我说，我以为他们都会自觉地戴上安全套，“波波从昨晚上就在那里，妈！”

莱蒂边站起来边说，“迈克，我开车带你——”

“你不必非去不可，”我说着，其实这时候，虽然我想马上赶到波波那儿，可更想一个人待会儿，“医生来电话以后，你可以去赶上我。和妈待着聊聊吧。”

其实我的意思是，和妈待着，别让她和大卫打起来。

大概莱蒂能猜出来，因为她点着头，又坐了下去。

“那好，我们尽快去和你会合。小心点。”

“别担心，”我说，“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去哪儿。”

出来感觉真好，躲开妈和大卫，终于又能呼吸了。我抄近路从我们这片住宅边上，穿过新的建筑工地，即使存星期六这里的翻斗车和手持式凿岩机照样轰鸣，进入到处都挂着土地管理局和国家森林的牌子的地段。这些牌子没多大意思，反正林业局和土地管理局随时都可以把土地卖给开发商，只要他们愿意。现在，这些牌子表明我已经来到绵延数英里，一直到塔霍的野地。

工地的声音渐渐听不见的时候，我又听到打枪的声音——枪手们又来皮文山练射击了。人们总能在路上找到来复枪的空弹壳，这还有人们丢弃的废旧汽车、坏了的冰箱和洗衣机什么的，练射击的人把这些破东西打得千疮百孔，就像瑞士奶酪一样。有的被打得满是弹洞，尽管如此，你还是能看出它原先是个什么物件。爸常把打得这么烂的破东西叫“粗人的花边裙”。爸他自己是在拖车里长大的，能保证我们不过他小时候那种日子，他感到很自豪。他受不了别人叫他“粗人”，尽管他和乔治弗兰克、霍沃舒司特每个周末都要来这儿，喝啤酒，练射击。

只有他死了以后，我好长时间没来这里了。枪声从这里是肯定能听见的，在住宅区里，你没法躲开那些烦人的事和人，在皮文山里才能一人独处。我可以徒步几个小时走到这里，一个人也碰不上。枪声离得很远，近处只有灌木丛、野兔和老鹰。夏天能碰上蜥蜴和蛇，冬天在雪地里，有鹿和羚羊留下的新鲜的痕迹。我还看到有些脚印像山狮的，有的像狗的，也许是郊狼的。

我吃力地走着，暗暗给自己鼓劲，找最陡峭的路线。好天气，到山顶要走三个小时，而今天我要走最快的一条路。爬１５度陡坡的山路的时候，就顾不得想你可怜兮兮的猫咪这种天气被困在什么地方；就顾不得想你哥放跑猫眯，你要跟他拼命；顾不得想你知道是什么人可能戴着安全套，而即使他们使用正确，安全套也可能会有破洞；也顾不得想妈的“关系”用不着先去检查，而妈却要去，看是不是有问题。

妈从来不和我说假话。如果她的意思是“治疗艾滋病的药”，她绝不会说“抗菌素类”的药。如果担心是致命的感染，她绝不会说没事。可我还是非常气愤，因为这一切都太不公平了。

所以爬１５度的陡坡是我所需要的。如果妈和莱蒂来赶我，她们会走比较缓的坡上山。找不到我，可能会生气，但是她们可能先到废矿，把波波带回家。我不能带着篮子来，可我也不可能把波波装在篮子里，把它带下山，我自己弄不了。希望妈记着把篮子放进跑车。希望波波不论什么样，都还需要篮子。

我很抱歉，我对波波说，我没能更快找到你。没能保护好你，让大卫放跑了你。你受惊了。波波，亲爱的，请你一定还活着。请你一定好好的。

过了一会儿，又下起雪来。我继续往前走，我有最暖和的保温装备，足够三天的干粮。如果妈和莱蒂在下着雪的时候开车上山找不到我——因为我已经下去了，她们一定会胡思乱想。所以我尽可能快地插上山路。没见到新鲜的轮胎痕迹，这说明她们还在我后头。

我继续走，不时地查看定位系统，确认信号仍在原地未动，这时突然传来汽车喇叭声，看见了车灯的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