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周日，一艘满是尘土的灰色汽垫船在我的店铺前停下来。船门突然打开，一个憔悴的女人挣扎着从黑洞洞的船里钻出来，来到刺眼的阳光下。她的头无力地耷拉在胸前，东摇西晃地往前走。她的黑衣服被汗水浸透了，右胳膊包扎着绷带，血从绷带里一滴一滴地滴下来。

一个混血的老妇人从船里东倒西歪地走过来，用手划着十字架，嘴里嘟囔着“太可怕了！”

一个小男孩呆愣地看这个瘦女人，小声说着：“一个女巫婆！”

人群里嘁嘁喳喳地议论着，说这个女人一定是个女巫。

她用肩膀挤过好奇的农民们，摇摇晃晃地走到我的柜台前。把正在流血的那个右胳膊伸到柜台上。她用英语说，“你是安吉洛奥斯卡先生吗？”

我点点头。

“你能治这个……这个伤吗？”她把身子靠在柜台上，颤抖地问道。

“是的，”我说。我轻轻地戳了一下她没有手的右臂。这个刚受伤的，但很快就会被感染的。“不管怎么样，做一只新的手臂需要数月才能长好。还需要几个月的调养，才能自由活动。它不像准备一顿圣餐那样容易。”

“做一只手。现在就做！”她用既快而又命令的声调说着。一个真正从爱沙坦都尤尼都狂暴主义阵地来的避难者。我想“她一定是个从圭亚那或中立的巴西利亚殖民地国家跑出来的罪犯。”

“你的右手还在吗？”我问道，“也许我们能接上它。”

我靠近她，看了看。尽管她的骨头也坏了，我也能看出她长着一副柳肩，她的脸窄窄的。这表明她是天生的小骨架。这两个因素说明她的关节直径很小。“你在G国家待了多久？”

“我从未去过G国家。”她撒谎说。

我告诉她，“你应该住在医院里。”我不想和罪犯来往。我说，“我只不过是个药物学家。而我的药也不是像人们所要求的那样能创造出奇迹。”

“给我治一治吧，”她说“我不想去医院，不要提问题了。”她掏出一个像拳头一样大的计算机晶体，悄悄地把它放在我的手里。这是一个非同一般的晶体。

“你还是应该去医院。”我说。

她的身体向前动了动。我看她比我想象的更年轻。她黑色的头发落下来挡住了她的黑眼睛。她满是汗水的脸上由于恐惧而显得很苍白。“如果你不救我，我就死了。”

当她显示恐惧的那一刻，她是很美的。我感到自己有一种很强的欲望要帮助她。我对自己说，她不是一个罪犯。

我关了店铺，护送她回到气垫船上。我把我在嘉顿的地址给了司机，并告诉他去那儿的路线。他慢慢地开着气垫船，穿过拥挤的费尔亚大街。那个女人很快地睡着了。我们路过一群混血人，他们正在卖服装、鹦鹉、新鲜的水果和廉价的中国陶瓷器皿。来自欧洲、非洲和亚洲的商船水手们正在寻找高科技产品和其他能走私的物品，准备带到其他港口转卖。气垫船驶上人行道，当地农民愤怒了。他们堵住了去路。司机将水倒到汽垫船的加速器上，使垫气和灰尘吹到人群中，孩子们裸露在外的腿被烫着了。我感到这样很不道德。我真希望我不来照顾这个瘦女人。我插入通讯插孔，叫通乌潘尼撒迪——史密斯公司，订购了一套骨胳再生器械和一个造骨医疗包。

在避税港，我见到了弗兰克。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他并不在乎和罪犯往来。我让司机停下来，看到弗兰克正和一些武器商站在一起，他们与哥伦比亚游击队对枪榴弹发射装置进行讨价还价。当他看到那个瘦女人时，他伸出长脸透过窗户，往里仔细地瞧着。

“喂，安吉洛，你怎么带着一个注定要死的女人呢？”他笑着说。“呵，她真漂亮！也一定很聪明。”

我从船里出来，走到这个女人听不到的地方说，“是的，她是一个老年人非常想得到的女人。她不但长得漂亮，而且当我和他在一起时，她能给草地带来好的肥料。”弗兰克笑了。我把晶体交给他：“这值多少钱？”弗兰克把它放在手上滚动两下：“这上有什么奥妙吗？”

“我不清楚。”

“也许值四十万到五十万元，”他说，“你检查它的注册号码了吗？我想这是偷来的。”

“我还不知道这个女人的身份，你给我找一个视网膜扫描器，今晚把它拿到我家。”我小声说’。

“好的，我的朋友。”弗兰克低声地说，眼睛盯着汽垫船里的那个女人。“我曾见过一个腿就像她那样细的蜘蛛。”他说着笑了起来。

我回到汽垫船，离开了避税港。当飞过克隆郊外的高速公路后，我们的船降低了高度。穿行在一排排香蕉树间。因为我以前没有把船开过这么快，我第一次注意到这是多么整齐而美丽的果园啊！每棵树的间距都是三米。我的假眼在红外线光谱里自动记录颜色时，就像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白金。这一天，果园的深绿色的天空闪烁着红外线光。我从树叶间时而看到一些杂乱的呆床、粗麻布、单斜式帐篷、卡片硬板盒子和旧汽车。这儿是南美洲狂暴主义国家出逃者的避难处。不幸的是，他们不敢冒险穿过哥斯达黎加。因此，许多避难者们挤在一起，等待着有船前往马达加斯加岛或是一些其他幻想中的乐园。

我望着散乱在果园中的一个个避难之家，觉得多么奇怪呀，在整齐的果园中参杂着乱七八糟的不整齐的一个个家庭。它使我想起在童年时期的一件往事。一个叫巴蒂斯达斯桑哥勒安特的杀人犯的一家。他们在我们村子外边出售人体器官被警察抓住。为了让人们知道他们犯了可耻的罪行，警察把他们带到海滩上，在全体市民面前将他们处死。这个家里有三个男孩，都还是十至十二岁的孩子。谣传说当取出受害者的内脏时，这些男孩经常比赛抢拿最值钱的器官。但巴蒂斯达斯的一家人发誓说这些孩子是无罪的。当警察枪决他们时，队长告诉他们站成一排，三个孩子紧紧地靠着杀人犯的父亲。警察花了很长时间才使得这一家站成一排。当他们一家站成一排时，又过了很长时间，队长才令射击小组开枪。我一直都在相信，队长只是等待以至于他能够欣赏到他们临刑的窘态。当子弹射向这些孩子时，我想为什么队长不在他们挤在一起，紧紧靠着他们的父亲时，开枪呢？这样做有什么不同呢？

当我们到家时，我把这个瘦女人放到冰冷的一楼，把她放在地板的毛毯上。我摸了摸她的脉搏。地毯上出现了脚步走近的声音，是司机把两个小包拿进来，放到地板上。我替这个瘦女人付给了司机小费，并送他到门外。我问他既然他还走那条路，能否免费顺道带我去趟科隆，取回我在乌潘尼撒迪史密斯公司的药品。他拒绝了。因此，我只好步行十一公里，回到克隆去拿我在乌潘撒尼迪史密斯公司的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