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不知道。

可祖母说你上过一次学了呀。

你别听她的，她跟我有仇。

在河堤上我们碰到了一个屁股上挎着盒子炮的瘸腿男人，我认识他，知道他名叫王瘸子，是区里的公安员。我曾看到过他一枪把宋麻子的头打揭了盖。这个人身上有威风，我们离老远就感到他身上的凉气侵入。

他打量着我们，说：你们要去干什么？

树叶踊跃地说：我们上学去。

他说：你们这些小杂种也配上学？

树叶说：俞老师让我们去上学。

他哼了一声，摇摇晃晃地走了。

树叶说：哥，他为什么叫我们“小杂种”。

我说：他爹才是小杂种呢。

很多的孩子已集中在教堂的院子里，我们加入到其中去。

教堂里的上帝形象已被拆除，填到河里去。庇荫过陈圣婴老师的那棵槐树长粗了许多，树杈上悬挂着一口钟，这是当年教堂的钟，在很早的岁月里这口钟一天三遍被敲响，仿佛在提醒着教徒们不要忘记上帝。但自从莫洛亚被我们玩了“老头儿看瓜”后，这口钟就再没有被敲响过。新换的雪白钟绳在钟下悬挂着，为了使这根新绳子不卷曲上去，钟的下端，拴上了一块拳头大的石头。石头在风中微微悠荡。

俞老师拉动钟绳，使钟发出震撼人心的红锈斑斑的声音，我们都立住了脚，倾听钟声，观察敲钟人。

俞老师和褚老师把我们赶到教室里，第一个项目是点名，俞老师教导我们：听到呼唤你的名字时，你应该站起来，答“到”。

褚老师戴一副近视眼镜，罗锅着腰，是邻村人。每年春节时，我们都看到他蹲在集上卖对联。据大人们说，褚罗锅的毛笔字写得相当不坏。

俞老师点完了名。

俞老师发给我们每人两本书，一本《语文》一本《算术》。还发给我们每人一块镶在木框里的石板和三支石笔。

俞老师给我们上第一课，课文是：我是新中国的儿童，我爱中国共产党。

褚老师给我们上第二课，课文是：1+1=2。

快吃晌午饭的时候俞老师说：放学了，下午早些来。

我们站起来，都如弦上的箭。俞老师却把手掌往下压压，说：坐下坐下，还有话呢。我们坐下，她说：教堂里的神被我们请到河里去了。可是房顶上那个铁十字架，依然镇压着我们，谁有能耐爬上去，把它敲下来？

没人吭气。树叶说：我上去敲。

我说：树叶，别逞能。

俞老师微笑道：你们这些男生，一个个俱是怕死鬼，还不如一个小姑娘！

男生被激，纷纷站起，都说要上房。

俞老师说：晚了，这任务给柳树叶。

到了院子里，俞老师招呼褚老师搬来一架木梯子，竖在房檐与院墙交接处。

树叶攀着梯子，小猴一样翻上房檐，向十字架奔去，踩得一片瓦响。我喊：树叶，小心！树叶不睬我，跑到十字架下，用胳膊揽住安装十字架的木棍子，使劲摇撼，十字架纹丝不动。她喊：老师，撼不动。老师用手掌在眉上避着光，仰脸往上看，喊：我们扔斧头给你，你等着。俞老师叫褚老师去找斧头。褚老师弓着腰去了。好大一会儿，褚老师哭丧着脸回来，说：没有斧头，听说砍十字架，谁也不借。俞老师说：你比较笨，为什么要说砍十字架呢？你再去借，就说劈木柴。褚老师又走了。树叶说：老师，我想撒尿。俞老师说：你别下来好不容易上去了，这样，男生们，都转回头去。树叶，你就在房上撒吧。树叶蹲下。俞老师说：柳树根，你为什么不转过头去。我不高兴地说：她是我妹妹。俞老师一笑，说：也对，你可以不回头。树叶在房上说：哥呀，你往后退几步。我退了一步。一股水沿着瓦往下流，瓦上起一层雾。褚老师弓着腰回来了，空着手。怎么，还没借着？俞老师不满地说。褚说：借不着。人家都说作孽呢。俞说：胡说。树叶你下来吧。改天再上去砍它。

转眼间冬天开始了。枯燥的学校生活让我感到了厌烦，而那时树叶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对问题的看法，她百依百顺地服从着我，所以当我对学校生活表示厌倦时，她也皱着眉头说：哥呀，我也烦死了。那么大的李宝、张东奎，都快二十岁了，竟然也跟我们一起上一年级，他们一上课就放屁，臭得我头晕、恶心，哥哥呀，我也烦死啦。哥呀，咱跟父母说说吧，不去上这个破学了。她那时已变得很饶舌，无论是什么话，只要一开了头，都能喋喋不休地说下去，而且基本上不重复。我没有意识到听少女说话是一种幸福，没有注意到那娇声娇气的杂种声音是那么清脆悦耳。我摇摇头，严厉地制止了她的唠叨，告诉她，向父母提出退学的要求是不明智的，由于俞老师在家访时对我们的高度夸奖，在我父母亲的思想深处，已经建立了两座辉煌的荣耀碑，那两座碑，一座属于我，一座属于树叶。父母亲指望着我好好学习，上完小学上中学再上大学，然后当大官，耀祖光宗呢。

耀个狗屁！美丽的小杂种恶狠狠地说。这种语言是她从我嘴里学会的，但我还是批评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