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男孩子摇摇头说不知道。

李栋材又问那男孩姓什么，男孩说不知道。又问他们的父亲哪里去了，男孩摇头说不知道。

跟两个一问三不知的傻瓜对话十分无趣，于是我们拥到教堂里，看莫洛亚先生和回族女人的婚礼。

教堂的正厅里点燃了十几根蜡烛，明亮的光芒照耀着喝得醉醺醺的莫洛亚先生红彤彤的脸膛。那个回族女人被我们的母亲们洗刷干净后，像一件古老的铜器，焕发出了素朴又温暖的光辉。

一年之后，我梦到莫洛亚先生死了。

莫洛亚先生死了。父亲们把莫洛亚先生埋在教堂前一片空地上，堆了个很大的坟头，坟前栽了一棵松树。

不久后我梦到回族女人下身沾满了鲜血，半张着死亡的嘴，一个粉红色的肉蛋子在她身下的血泊中哇哇啼哭。

回族女人死了，她遗下的那个与莫洛亚先生的混血女儿，吸食着我母亲的乳汁活了下来。而我的那个比这个混血儿大一个月的妹妹，却早早地被上帝召去了。

回族女人的前两个孩子，原说定由吴保长收养着，可能是不堪虐待吧？他们很快便逃离吴家，不知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吴保长的老婆还逢人就说那两个孩子是两个忘恩负义的贼，临走时偷走了她家一只粗瓷大碗。

做梦一般就到了一九五二年，我十四岁。吃着我母亲奶汁长大的莫洛亚先生与回族女人的遗孤七岁。我们给她起了个名字叫树叶。在她的身上，杂种的优势疯狂地表现出来。我比她大了七岁，但她的身高竟与我差不多，说我只比她大一岁也没有人不相信。虽然我许久没有生吃活虾了，但我的奇梦神技依然存在。我已经很讨厌这令人烦恼的特能，所以即使我梦见了什么也不再对人诉说，连对我的母亲也不诉说，许多人便以为我丧失了梦的能力，许多人也就渐渐淡忘了几年前曾有一个大脑袋的男孩梦见什么就是什么。有一颗与身体相比大得不成比例的脑袋是我的最引人注目的特征。而栗色的头发、高耸的鼻梁、深陷的眼窝则是树叶的特征。这时候树叶还不知道她自己的身世，我们就像一对同胞兄妹一样亲密地生活着。

秋天的一个傍晚，有一位留着短发、圆脸、矮个子的年轻女人推开了我家的柴门。我认为几年来没发生丝毫变化的祖父母和父母亲用狐疑的目光迎接着这个女人。这几年的日子过得地覆天翻，我们这个比较富裕的家庭也接待了很多次共产党的形形色色的工作队员吃饭。看这女人的模样，似乎又是一个什么工作队的队员。她用柔软的像红绸子一样的嗓音自我介绍起来：

大爷，大娘，大哥，大嫂，我是新来的教师，姓俞，来动员你家的孩子上学。

祖父立即不怀好意地看着我，这几乎等于逼着我回忆我前几年去莫洛亚先生的学校上学的情景。

父亲说：我们家穷，供不起。

俞老师说：这学校是人民政府办的，免费。

父亲又说：庄户人家的孩子，上什么学。

俞老师前进一步，拍拍我的头颅说：

你看，大哥，你这个儿子生了这么大个的脑袋，上学一定聪明。

俞老师又拍拍树叶的头颅——树叶的杂种优势显然把她震撼了——我听到俞老师呀了一声，弯下腰去，捧住树叶的脸端详着，一会儿，她感叹地说：

太美丽了，想不到在这样偏僻的乡村里，竟然藏着这样美丽的孩子。大哥，大嫂，大爷，大娘，不把你们家这两个孩子动员去上学，我就站在这儿不走了。

俞老师果真就垂下了双手，一动不动地站在我家院子里，我父亲急忙说：

老师，您回去吧，我让这两个孩子上学就是了。

俞老师走了，祖父说：明日上学，只怕后日老师又死了。

父亲说：您老人家今后说话要注意一点，现在解放了，思想要跟上形势。

祖父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其实我们家那两只羊早已死亡，所以他没有像上次那样提出由谁来放羊的问题。

第二天我与树叶一起去上学。我们背着母亲剪破了一件士林布褂子连夜改成的两个小书包去学校。学校的地址还在教堂，我们走得很熟。书包里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走到河堤上没看到祖父像河边的风景一样站在水边捕捞虾子，却看到一匹狗不知为了什么原因站在水边对着水上的波纹狂吠。

树叶问我：哥呀，上学学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