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学了。马依然不解除对我们的处罚。他倒背着手围绕着我们转着圈圈，一边转圈一边冷笑。

暮色四合时，俞校长从外边回来。她询问了情况，批评了我们几句，便解除禁令，放我们回家去吃饭。

这件现在看来甚至是令人愉快的事情竟然成了我学校生活期间的一件难以忘却的大事，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无论怎么样地挖空心思来解释，这件事情也不具备文学性，不应该写进小说中充当细节。想到此我的文学信心就要土崩瓦解了。我甚至不想再把这篇所谓的小说写下去，但我必须违背自己的意志往下写，尽管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加琐碎和无趣。

先是马和俞校长成了夫妻，紧接着开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我们跟随着马去马戈庄车站砸矿石，每人提着一把铁锤子。秋天的原野里，随处可见丰产的庄稼，因为无人收割采摘，所以鲜红的高粱萎靡在地，高粱穗子上生长出密集的嫩绿芽苗，一团团的棉花挂在落尽叶子的棉柴上，一群群大雁往南飞翔。狭窄的道路上经常走来走去一队灰尘扑扑的、疲惫不堪的、莫名其妙的百姓，人们彼此不打招呼，谁也不想知道别人去干什么。

马率领着我们六年级的学生走了一整天，傍晚时，马指着前方一个黑色的村镇，说马戈庄到了。我们看到镇子里浓烟滚滚，浓烟里夹带着奋勇上升的耀眼的火星子。一列乌黑发亮的火车高鸣着汽笛从我们面前冷酷无情地滑过去，我感到脚下的地皮在打哆嗦。

过了铁路我们走到一个荒凉的货场上，那里堆着一些褐色的石头，马兴奋地说：同学们，这就是铁矿石。

马让我们坐在这儿等着，他去找找有关领导联络。马在一些破房子间隙里三拐两拐便没了踪影。我们很累了，便坐在矿石上，矿石硌屁股，又转移到灰土上。暮色沉重，浓烟中的火星显得更亮，铁路外边的辽阔原野上，东一簇西一簇地有火焰在燃烧，我们知道那是土高炉的火光。大家都有点饿了，可是马没有回来。班里的一位大个子同学骂骂咧咧地站起来，说要去找马，让他给同学们弄饭吃，另外几个大个子学生说愿意跟他一起去，于是他们就去了，他们走了后也没有回来。镇子深处不时响着响亮的钢铁撞击声，燃烧草木的味道一阵阵扑来。几位女同学哭起来。我劝她们不要哭。这时我已经二十岁了，虽然我个头矮，但本质上已经是一个青年。我妹妹树叶十三岁，蹿了个一米六的大个儿了，身材已发育得像模像样，班里演节目时，她每次都演幸福的苏联集体农庄的姑娘。她也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她为此感到很耻辱，这样的出身像一块黑暗的石头压着她，使她的美妙的歌喉不能歌唱，有智慧的诗才不能吟诵。根红苗正无上荣光的观念直到今天也没完全消除。她神情忧悒地坐在灰土里，远处的火光照在她的沾满灰尘和干涸了的汗迹的脸上。

大约是半夜时分，正当秋夜的冷风把我们全身都吹麻木了的时候，罗锅腰子褚老师鬼鬼祟祟地过来了。我们问：褚老师，你不是留在学校看门吗？他摆摆手，示意我们住嘴。他在矿石中间扒拉一阵，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也不知找到没有，他又锅着腰走了。他刚走，陈圣婴老师就来了，他那身古旧的长袍上沾满黄色的泥土，好像刚从坟墓中钻出来一样。他很亲切地向我打听莫洛亚先生的情况，我说莫洛亚先生死了，而这个小姑娘，我指指树叶，就是他老人家的亲生女儿。陈圣婴激动万分的样子，咳了一阵，没吐血，脸金黄，说，姑娘，你父亲的奶羊还在吗？树叶扭过脸去，不理他。我说，你快走吧，别打扰我们。他走了，马回来了。马一脸沮丧的表情，嘴里嘟哝着一些含糊不清的话语，昔日的尊严师表全然丧失。他从书包里掏出几个沾着泥巴的生红薯，分给我们吃。我们顾不得擦净红薯上的泥巴就咔咔嚓嚓地吃起来。树叶洁白的牙齿在微弱的光线下闪烁着银光。

第二天我们就开始工作：用锤子把那些褐色的铁矿石砸碎成核桃大的小块。铁矿石十分坚硬，把平滑、坚硬的锤子硌出了一些深坑。一上午我们砸碎的矿石装不满一箩筐。正午时分，夜里失踪的那几位大个子同学回来了，他们用一根新鲜的柳木棍抬着一只铁皮桶，桶里盛着热气腾腾的大包子。同学们欢呼雀跃。马脸上表现出感激不尽的神情。大家拥上去抢包子吃。包子馅是白菜粉条，美味异常。

我们正吃着包子，一个手持螺纹钢棍的黑脸汉子气汹汹地跑过来。他严厉地询问着我们的来历，马认真地回答。黑脸人对我们的工作很不满意，他像开玩笑一样，把那根钢棍抡起来，横着抽在马的腰上。马哀鸣一声，身体像被打折了似的，跌倒在地上，同学们噤若寒蝉，目送着黑衣人走去。

大家把马扶起来，马的一贯凶气逼人的眼睛里滚出了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