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保佑您不要经受我们生活中这些迫不得已的事,卡缪索先生!即使再小的事,也会把人压垮的。我刚刚在我的一个最要好的朋友那里过了一夜。我只有两个朋友,就是奥克塔夫德博旺公爵和德赛里奇伯爵。德赛里奇先生、奥克塔夫和我,我们从昨晚六点直到今晨六点一直呆在一起,轮流从客厅到德赛里奇夫人的床边去照看,每次都担心她死了或是永远疯了。德普兰、比昂雄、西纳尔,还有两名看护人员,一直没有离开房间。伯爵很爱他的妻子。这一夜呀,一边是一个因爱情而发疯的女人,一边是悲痛欲绝的朋友,你想想我这一夜是怎么过的!一位国家要人不会像一个合物那样伤心绝望!赛里奇就像就坐在国务会议席位上那样平静,他蟋着身子坐在一张沙发上,向我们显示出宁静的面容。工作的重负使他低垂的前额上渗出了汗水。由于极度困乏,我从早上五点睡到七点半,而八点半还必须到这里来下达一道处决令。卡缪索先生,请您相信我,一个司法官员在痛苦的深渊里煎熬了整整一夜,感到上帝的手沉重地制约着人间的事物,打击着高尚的心灵,在这样情况下,他很难再坐在这里,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冷静地说:“下午四点钟砍掉一个脑袋,消灭一个上帝创造的充满生命活力和非常健康的人!”然而,这又是我的职责!……我自己陷在痛苦的深渊中,但是还必须下命令竖立绞架……死刑犯不知道这位司法官员与他同样焦虑不安。这时候,我代表要求进行报复的社会,他代表需要抵偿的罪恶,双方由一纸文书联结在一起,我们是同一个义务的两个方面,是法律的尖刀一时拼凑在一起的两个生命。
“这位官员如此沉重的痛苦,谁来同情?谁来安慰?……我们的光荣就是把这些痛苦埋在心底!教士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上帝,战士把成千上万被他打死的人献给国家,我觉得他们都要比这位官员幸福,官员身上只有怀疑、恐惧和可怕的责任。
“您知道要处决谁吗?”总检察长继续说,“一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就像昨天死去的那个一样俊美,也像他一样有一头金发。处死他并不是我们的愿望,因为从他那里查获的只有窝赃的证据。这个小伙子被判了死刑都没有招供!七十天来,他经受着各种考验,始终咬定自己无罪。这两个月来,我肩膀上长着两个脑袋!哦!他要是能招供,我宁愿减少一年寿命,因为必须要使陪审团放心!……如果有一天人们发现这个年轻人因这一罪行被处死,而这一罪行却是另一个人犯的,这对司法将是多大的打击!在巴黎什么事都会引起严重后果,最小的审判事故也会变成政治事件。
“陪审团这个机构,革命时期的立法者认为是强有力的,实际上是社会废墟的一部分,因为它没有尽职,不能对社会进行足够的保护。陪审团玩忽职守。陪审员分两部分,一部分人不主张死刑,这就导致彻底推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那些弥天大罪,如杀害父母罪,在某省竟被宣判为无罪(苦役监狱中有二十三个杀害父母的罪犯享受‘减轻罪行情状’的照顾),而在另一省,一件可以说是平平常常的罪行,却以死刑进行惩罚。如果在巴黎,在我们这个法院管辖区内,将一个无辜的人处死了,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他是一个潜逃的苦役犯。”卡缪索先生小心翼翼地说。
“可是,到了反对派和报界手里,他会成为复活节的羔羊。”德格朗维尔先生大声说,“反对派掌握有利的条件能为他洗刷,因为他是一个狂热地维护当地观念的科西嘉人,他的杀人罪是‘族间仇杀’行为!……在那个岛上,杀死仇敌的人,自认为非常正直,别人也这样认为
“真正的司法官员确实很不幸!您瞧,他们的生活必须与整个社会隔绝,就像过去天主教高级神职人员一样。只有当他们在规定的时间走出自己的修室时,别人才能见到他们。他们表情严肃,苍老年迈,令人尊敬,像古代社会集法权与神权于一身的希伯莱教大祭司那样判案!人们只有在司法官员的座位上才能找到我们……今天,人们看到我们也和别人一样喜怒哀乐!……人们看到我们在客厅里,在家庭里,是普通公民,也有激情,我们并不那么可怕,也会显得滑稽可笑……”
这发自心底的呼喊,加上有顿挫的停歇、感叹和手势,是那样雄辩有力,难以用笔墨加以描绘。卡缪索听了为之颤栗。
“先生,”卡缪索说,“昨天,我也开始感受到我们这个职业的痛苦!……我差点儿因那个年轻人的死而死去。他没有领会到我在袒护他,这个不幸的人便自己陷入泥潭不能自拔了……”
“哎,本来不应该审讯他,”德格朗维尔先生大声说,“什么也不做就帮上了忙,那多省事……”
“可是有法律规定啊!”卡缪索回答,“他被捕已经两天了!……”
“视事已经发生了。”总检察长说,“我已作了最大努力来进行补救,当然,这是无法补救的。我的马车和手下的人都加入了这位意志薄弱的可怜诗人的送葬行列。赛里奇和我一样尽了力,而且尽了更大的力。他接受了这个可怜的年轻人的委托,将是他的遗嘱执行人。他作出这一应允时,她的妻子向他望了一眼,眼光中闪烁着理智。另外,奥克塔夫伯爵亲自参加了吕西安的葬礼。”
“好吧!伯爵先生,”卡缪索说,“把我们这件事办完吧!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危险的在押犯,您跟我一样清楚,他是雅克柯兰。这个歹徒将要被人认出他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