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说的这一番话，他回答说，当他不能解释他所看到的事物时，他不会因此就否认他所看到的事物是真实的。“你看，”他对我说，“院子里的那两条狗，它们是同一胎生的，他们吃同样的食物，受同样的待遇；它们从来没有彼此离开过。然而两条狗中，有一条很活泼，很聪明，见人就摇尾巴，而另一条则很笨，脾气凶恶，无论教它做什么，它都学不会。只因它们的禀性不同，所以它们的个性便有所差异；同样，人的才智之所以有差别，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人的内在素质不同。其他方面都是相似的……”“相似吗？”我打断他的话说，“差别很大嘛！有许许多多的小事情，对这个人起作用，而对另一个人则不起作用。有许多环境对人的影响大不一样，这一点，你并未发现！”“好！”他接着说，“你这番话，是星相学家的说法。当我们问星相学家：为什么在同一个星座下出生的两个人的命运竟完全不同，他们避而不谈这一点。他们说：星辰的移动是很快的，一个人的星宿和另一个人的星宿相距很远，因此，你发现，两个人出生的时刻尽管都是在同一个时刻，那也会出现两个人的命运完全不同的情况。

“现在，让我们把这些很难弄清楚的问题放在一边，集中精力谈我们所观察到的情况。它告诉我们说，有些人的性格几乎在出生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有些儿童，我们看他们在乳母怀中吃奶的情况，就可推知他们的性格。这样的儿童属于另外一种类型，他们从出生的时候起就可开始培养了。至于那些性格的表现不那么快显露出来的儿童，如果在没有弄清楚他们的天资之前就进行培养的话，那等于是在糟踏大自然创造的财产，给儿童带来更多的害处。你的老师柏拉图不是说过吗：即使我们用尽所有的化学方法，我们从一种混合物中分离出来的黄金，也只能是它含有多少，我们才能分离出多少；同样，即使我们运用我们的全部知识和哲学方法，我们从一个人的心灵中培养出来的才智，也只能是大自然在他心灵中存放多少，我们才能培养出多少。就我们的感情和我们的思想来说，柏拉图的话说得不对，不过，就我们希望能培养的才能来说，柏拉图的话是对的。要改变人的内心，要改变人的性格，就要改变产生这种性格的气质。你可曾听人说过一个脾气急躁的人会变得很冷静吗？一个做事有条不紊的头脑冷静的人能变成充满幻想的人吗？我认为，把一个棕色头发的人变成金黄色头发的人，把一个傻子变成聪明人，那是容易的，然而，要把各种不同才能的人按照一个共同的模式重新塑造，那是办不到的。你可以管束他们，但不能改变他们；你可以不让他们表现出他们的真面目，但你不能使他们变为另外一种人。他们在平常的生活中即使能以伪装的面目出现，但你将发现，在遇到重大的事情时，他们又将恢复他们原来的面貌，而且将更加淋漓尽致地表现他们是怎样一种人。再说一次，要想改变人的性格和扭曲人的天性，那是不可能的；相反，最好是，它能如何发展，就让它如何发展，对它加以培养，不让它退化。只有这样，才能使一个人尽量发展他的才智，大自然的目的才能通过教育最终在他身上得到实现。不过，在培养一个人的性格以前，应当先对它进行研究，耐心地观察它如何表现，向它提供表现的机会；宁肯什么事也不做，也千万不可做对它有害的事情。对有些有天才的人，应当给他们添上翅膀，而对另外一些有天才的人，则应给他们加上羁绊；有的应当加以鼓励，有的则应当加以约束；有的需要给以夸赞，有的则需要施加威吓；有时候需要多加启发，有时候则应使之少知道一些事情。有些人生来就是适合于做大学问的，有些人如果能识字念书反倒是对他大有害处。我们应当耐心等待理智的第一道火花；正是通过第一道火花，观察人的性格，弄清它到底是什么类型，从而对它进行培养，因此，在具有理智以前，人是无法接受什么真正的教育的。

“你对朱莉的意见表示反对，我不知道你发现她说的道理哪些地方不对。就我来说，我认为它们是完全正确的。每个人在出生的时候就具有一种性格、一种天才和特有的才能。命中注定过乡村简朴生活的人，用不着发挥他们的才能就可生活得很美好；宛如不许开采的瓦勒的金矿一样，他们的才能被埋没了。但在社会生活中，需要动脑筋的时候多，需要用体力的时候少，无论对人对己都要尽到最大的努力，因此，应当让一个人尽量发挥大自然赋予他的才能，指引他向最有前途的方向走去，尤其要用有助于他们的倾向的发展的事物培养他们。就身居乡村的人来说，他们接触到的是他们的同类，每个人看别人做什么，自己就做什么，照人家的样子做，按习惯办事，使用大家都共有的那一部分才能就可以了。但身居城市的人，不仅要注意自己，而且要注意所有的人，因此应当教他一些可以用来胜过他人的东酉，大自然让他走多远，我们就让他走多远，使他成为人类当中最伟大的人，如果他有成为伟大人物的资质的话。对这两种人的做法，并不互相矛盾，所以在他们幼年时候都可以采用。不必对农村的儿童进行教育，因为他们用不着受什么教育；也不必对城里的儿童进行教育，因为你还不知道他适合于受什么教育；总之，在儿童的理智未开始活动以前，应当尽量让身体成长，然后才是对他进行教育的时候。”

“我认为你讲的这些方法都对，”我说道，“不过，我发现其中有一个缺点，对你所讲的方法带来的好处大有损害；这个缺点是：让孩子们养成本来可以用好习惯防止的千百种坏习惯。你看那些没有人管的儿童，他们看见别人做坏事，他们也学着做坏事，因为做坏事的榜样容易学，而做好事的榜样他们却不学，因为好事做起来要花力气。他们已经习惯于要什么就有什么；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变得性情执拗，顶撞大人，一点也不听话，谁也管不了……”“看来，”德沃尔玛先生说道，“你在我们的孩子身上看到了相反的情形，这一点，正是引起我们有这一番谈话的原因。”“我承认这一点，”我说道，“使我感到惊奇的，正是这一点。为了使孩子们听话，她采取了哪些办法呢？她从什么地方着手呢？她用什么东西来代替纪律的桎梏呢？”“用一个很结实的枷锁，”他马上接着说道，“用生活的需要来代替纪律的约束。不过，在向你详细讲述她的做法以前，她将先向你更明确地阐述她的观点。”于是，他请她向我说明她的做法；稍稍休息一会儿以后，她就开始向我讲了；我把她讲的话记录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