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应该不仅指有手有脚有头发，指尖上长指甲，双目能看得见东西，会说话的哺乳动物。我的意思是人不仅仅是一个身体。更确切地说，即使取走了他的四肢，使他双目失明，双耳失聪，说不出话来，他还是个人。即使取走他的生殖器官，用小塑料球来替代睾丸或者分泌荷尔蒙的卵巢，用金属来替代心脏，用达克龙的软管替代动脉，甚至再多取走一些东西，他仍然还是一个人。

那么是大脑吗？是大脑使人成为独一无二的动物吗？如果是，又到底需要多少必须的才智呢？足够去运用语言？足够去深思熟虑？足够让你捱过一天天，一分分，一秒秒？会系鞋带？能烧火鸡？还是能和朋友聊天？

但如果一个人由于受伤或疾病失去了大脑的某些功能，是否他就要退出人类这一阶层呢？如果他不能说话了，不能形成思想，如果他失去了短时或长时记忆，还大小便失禁，难道他就不再是人，而是其他什么东西？一个不是人的新玩意儿，让别人同情，让别人看了不舒服——这就是这个新玩意与人的惟一联系。

那么是基因组合吗？被大肆吹捧的人类的基因组合？是这些基因组合界定了人这种动物？我不这么看，遗传因子也在不断地增删，没有其他不断发生的生理变化，基因组合怎能造就人。谁能说哪个人不是工程的产物？也许某个人得到过以前从未有过的基因，生成了他从不可能产生的某种物质。

那么他从哪儿得到的这个基因呢？也许从某种菌类，或者是一头绵羊，也有可能是一只蠕虫吧。

你知道我的问题所在了。不搞清楚它属什么种类，就不能确定它的位置。如果我是条蠕虫，那就作虫吧。可我却想做人。人类总是要去踩虫子（如今他们分离虫子的基因），而不做别的。

希拉东尼说我不必去钻这个牛角尖。我所担心的事情不但毫无现实意义，也已经有点落伍了。分类学是时代的一个错误。有了生物工程，生物物种之间的区别已经是个历史上的陈腐观念了。

实际上，她再一次为我的思维水平上升到的高度所震住了，她鼓励我继续思考下去。

这真是正中下怀（我在想什么？我自己都不清楚）。

“你确实在想什么，”希拉东尼高深莫测地说，“但不是你前面所指的。”

然后她说：“你想知道你究竟是什么。让我来告诉你。你身上有１９，０９９个新杆状线虫的基因和７，０４４个人属智慧的基因。把异体同型的组合计算在内，你的６１．８％是虫子，３８．２％是人，不是大概，而是十分精确的数字。”

某种程度上说这个消息似乎并无太大帮助。

“我告诉你这个，是因为不管你把自己叫做什么都没有关系。”她解释道，“你认为自己适合什么样的位置都无所谓。那些其实是主观的，而主观只会导致不正确的认识，重要的是你到底是什么，你，你自己。”’

有礼貌地，我表达了启己不敢苟同的想法。孤立不是自然的存在方式，你是什么取决于你和谁在一起。区别于他人的特征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有些人声称他们这么说，是因为他们没被别人踩过，或者踩得不够。

“可怜的蠕虫，”她说，“你曾被虐待过吗？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我知道。”

“为什么，为什么不公平？”

她很无奈地笑了笑，“为什么？因为公平这种本能在我们身上不够强烈，也许我们该为它做点什么，你觉得怎么样？我们应该增强这种本能吗？我们应该研究和发展正义基因吗？’’

这时我的脑袋开始晕眩，我不知道该思考什么。

她宽慰我，让我不要有太重的包袱，“放松，想想好的一面。你所感受到的这种义愤正是人类所特有的啊。”

“真的吗？”

“哦，是的。千真万确。你应该为这个高兴。”

真是难为情，这确实让我高兴了。

“还难为情？早熟的小东西，你又让我震惊了。”

她停顿了一下，声音沉了下去，好像在跟她的心说话。

“我可怜的小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