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我试了一下。

“我来自西贡街头，真的，或称胡志明市，那是穿睡衣的头头给它改的名字。让他们的酒发臭，让他们的屁股扎满参差不齐的竹签吧。原谅我用了法语。”

她窘迫地低下了头。极其轻松愉快的谈话很快就变得十分令人难堪了，我感到她那内心的伤痕至少和我的一般深。我们两人于是避开了这个话题。

“我还以为你是日本人呢。”我说。

“是颇费猜测的吧？我总有一天会全都告诉你的。维克托，穿过那边房门是洗衣间吗？有洗衣机吗？”

“是的，有洗衣机。”

“如果我拿一大包衣服来洗，不会太麻烦吧？”

根本谈不上什么麻烦。她有七条褪色的牛仔裤，其中有几条的裤腿已经剪掉，外加二十四件Ｔ恤衫。若不是内衣饰边，简直都是男孩子的衣服。

我们走到后院，在夕阳的余辉下坐着，后来她又想参观我的花园。那个花园我倒总是十分引以自豪的。我身体健康的话，每天都要在那儿干上四五个小时，一年到头都是这样，一般是在上午。你在南加利福尼亚完全能够这样干。我有一小间自己盖的玻璃暖房。

尽管花园眼下的景色不是最美，但是她却十分喜欢。这个星期大多数时间我都躺在床上或者泡在浴池里，故而花园里的野草已向四处蔓延了。

“小时候，我们家也有一个花园，”她说，“我在稻田里还躺过两年。”

“那和这里一定是迥然不同的。”

“当然罗，害得我好几年都不想吃米饭。”

她发现了蚜虫的侵扰，所以我们蹲下身去剔除它们。她蹲的姿势是亚洲农民式的，前后左右都可自由活动。这种姿势我记得非常清楚，却怎么也学不会。她的手指纤长，指尖很快就被捏死的蚜虫染得碧绿碧绿的。

我们东拉西扯地闲聊着，我不记得话题是怎么转的，然而我把自己在朝鲜打仗的事情告诉了她。我也知道了她现年二十五岁，凑巧得很，我们两人的生日相同，因此再过几个月，我的岁数恰好是她的一倍。

只有当她说起喜欢烹调的时候，克鲁格的名字才重被提起。她在他的住宅里是无法烧饭煮菜的。

“他车库的冰箱里装满了冷冻餐，”她说，“他有一只碟子，一把叉子，一只调羹和一只玻璃杯。他的微波炉是市场上最好的货。就这些。他厨房里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她摇了摇头，又捏死一只蚜虫，“他是个古怪的花花公子。”

她洗完衣服的时候，已经暮色深沉，几乎一片漆黑了。她把衣服装在我的柳条篮里，我们随后提着篮子走向晒衣绳。这简直像做游戏一样，我每抖开一件T恤衫，总要思考一下上面的图案和字符。有时候我猜对了，有时候却猜错了。图案有摇滚乐队、洛杉矶地图、《星际旅行》上映的拍卖品……真是五花八门。

“什么是L５社会？”我问她。

“想在太空里建造那些了不起的大农场的人们。我问他们是否打算种稻子。他们说，零度的天气种稻子不够理想，所以我就买了那件Ｔ恤。”

“这种衣服你一共有多少？”

“呵，该有四五百件。一般穿上两三回就扔掉了。”

我拿起另一件汗衫，里面掉下一只胸罩。这种胸罩和我年轻时代的姑娘们用的不同。它薄得透明，但很实惠。

“喜欢吗，美国佬？”她的嗓音很粗，“你真该见见我的妹妹。”

我瞥了她一眼。她的脸色突然阴沉了下来。

“维克托，对不起，”她说，“你不必脸红。”她从我手中接过胸罩，夹在晒衣绳上。

她一定对我的神色有了误解。不错，我有点窘，但奇怪的是我也暗自高兴。长期以来，人们只叫我维克托或者埃帕菲尔先生。

第二天的邮件里有一封芝加哥某律师事务所发来的信件，谈的就是那笔七十万美元的款子。信上说，钱是由１９３３年建立的特拉华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给我养老的，而且我的父母也是该公司的发起人。某些长期投资的票据业已到期，所以我可以说是发了一笔意外的大财。可我银行里现在的存款还付不起这笔大财应交的税呢！

乍看起来，这真是可笑。我父母根本就没有什么股份，我也根本不想发那个财。如果我能够发现克鲁格是偷了谁的，我会原封不动地如数奉还。

我决定，明年这个时候如果我还没进监牢，一定把这笔钱全部用于慈善事业。也许去拯救鲸鱼，或者支持L５社会。

上午在花园里忙碌了一阵，又到菜场买了一些新鲜的牛肉末和猪肉末。我把买来的东西放在可折合的网篮里，提着它高高兴兴地回家。当我在那辆银色弗拉里轿车前面走过的时候，我还笑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