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呀，这真是有点怪。纳塔里每星期要同乔谈一小时话。我不知道乔听懂了纳塔里对他的谈话没有，反正我从来没有听见过乔有什么反应，七年当中从来没有过。”

“这个纳塔里每星期什么时侯来？”

“他现在就在我办公室里。他每星期带给我一品脱威士忌酒。这是他自己做的酒，味道好得让你不相信……”

道小姐不等他把话说完，就气呼呼地一按电纽，把电视电话挂了。

她连门也不敲一下，就把桑特尔大夫的办公室的门推开，只见他两只脚搁在写字桌边上，—只手拿着酒杯，另一只手拿着一副纸牌。他的对面坐着一个花白头发的印第安人，上身穿一件破旧的法兰绒衬衫，下身着一条褪色的蓝斜纹布裤子，脚上是一双破破烂烂的皮靴。

“你押一毛，我再加一毛，”桑特尔大夫一面说，一面把一角钱使劲地往桌上的零钱堆上一摔。

“你是纳塔里吗？道小姐走进房间，不客气地问道。

他们俩人故意理也不理她。

“别忙，你加一毛，我加两毛五。”那个印第安老头儿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牌。

桑特尔大夫咬了咬下嘴唇说；“别吓唬人，我知道你没有爱司了！”

道小姐走到桌子前，一把把牌从桑特尔大夫的手中夺了过来，有几张牌被撕碎了。

桑特尔大夫气得拍了一下桌子，“你这个傻婆娘，我已经赢他了！”他想把散在膝盖上的牌拾起来。

“她是不是有点神经病呀？”纳塔里赶紧把自己的牌拿得离她远一点，唯恐她也来抢。

桑特尔大夫把手里的碎牌在桌子上一撒，叹口气说：“是呀，是个政府里的疯子，她现在负责照料乔了。”

纳塔里皱了皱眉头，把手里的牌朝天一甩，摊在桌子上，“这就是说，她想要问问我亲戚的事了。”

“当然啰，你到我办公室里来一下好吗？”道小姐对纳塔里说。

纳塔里耸耸肩膀，看来是免不了要走一遭了。

“你还欠我十二元钱呢，”他起身走出办公室时对桑特尔大夫说。

“我哪老欠你钱呀，”桑特尔大夫咕哝了一句，眼睛却盯在纳塔里的牌上，心想这家伙倒是真的有张爱司。

“坐下来吧，纳塔里，我们得好好谈一阵子，我有许多许多问题要问你。”道小姐把一盒新的录音带放进了录音机，然后把录音机打开。

“要是我以前对桑特尔大夫讲的时侯，他把我的话录下来就好了，现在就用不着我再唠叨了，”纳塔里说，“我已经讲得厌烦了，这次你把我的话录下来，免得我以后又得再讲一遍。”

道小姐轻轻地拍拍录音机，表示赞同地说，“没问题，这架录音机可以把你所讲的一切全部地录下来，我担保你以后不要再重新讲了。”

“你想听我什么都讲吗？”

“对，什么都讲。”她回答说。

她刚开始问问题，纳塔里就抬抬手说，“我来从头至尾讲吧，这样可以省点时间。我讲完后你有什么问题就问。我不想花大多的时间，我得去找桑特尔大夫，别让他溜了，他还欠我十二元钱呢。”

纳塔里把手放到胸口上，隔着衬衫右边的口袋搔了搔痒。

“那也好，”道小姐表示同意，“你能不能从他的父母讲起？我想知道……”

“他害死了他们。”

“什么？”道小姐大吃一惊。

“他害死了他们，”纳塔里平淡地重复了一遍。“他出生的那天我在场。他生下来不到一小时，他的父母就死了。是他害死了他们。”

道小姐如坠五里雾中，“这是怎么回事呀？他怎么能……”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让我讲完了你再问。”纳塔里有点非难地说，他傲慢地用手背擦了擦鼻子。

道小姐回到她的座位前坐下，紧闭着嘴笑了笑，示意他继续讲下去。

“他的父母是医务人员，两人都很强硬。我兄弟更是强人里的强人，但这小子比他的父母更强硬。”

道小姐露出一副不耐烦的脸色说，“你别以为我会相信这种原始的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