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举起手来，伸开五指。海上的清风忽地卷起电报，在空中兜几圈，把它吹落在螺旋桨激起的浪花里……

我一到列宁格勒，就立刻去办我的事。

我跟海洋专家谈了哲谢里顿的发现，他们困惑莫解，抱着怀疑态度。

我听从一位朋友的态见，去求教一位著名化学家——韦烈斯科夫院士。老人家听了我的讲述，精神振奋，对我说，在古代形成的海洋盆地里，我们肯定可以在深处找到很久以前从地表遗落的物品——矿物和薄纱之类，它们具有和今天众所周知的性能遏然不同的物理和化学性能。但必须在古代形成的海底深渊里才能找到，这样的地方在世界大洋里很少，只在澳洲和非洲之间的南纬地区才有。但当我问他，我找到的手稿有什么直接科学意义时，院士只讲到点不明确的意见，说指出经度和纬度是有一定念义的。之后，这位科学家对我说，根据我以这种不寻常方式得来的资料，谁也不好做出什么结论。只有进行专门的考察，才能检验哲谢里顿的发现。但问题是：谁愿意利用这种可疑的指导来进行代价这么高的远途考察呢？……

当我离开这位科学家时，我感到有一种象在遥远的开普敦时一样令人失望的、若有所失的忧愁。我觉得十分明确、十分重要的事情似乎一下子变得不明白了。

我懂得了：一生中所遇到的意外事情越是不确定，越是奇特，那么要把它说得令人信服就越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