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解释说一旦确诊后，我推崇的治疗方案就将得到科里正副王任的审定。我说到目前为止，他的历史和躯体结构中尚无认定得搞电痉挛的根据，但最后结论还须待一段时间的诊治。

“让我们花很长很长的时间来找根据吧。”他驼着背，在我身边放慢下脚步。

“为什么？您喜欢心理观测仪了？”

“不，虽然我喜欢您。只是我很想推迟那不可避免的结局。”

“弗劳瑞斯，干嘛硬坚持电痉挛不可避免呢？难道看不出这种想法丝毫根据也没有吗？”

“罗萨”——以前他从不称呼我的名字——“罗萨，对于地道的恶根您没法讲根据。有些表面现象您不可能摸底。是的，对于我的记忆和我本身的即将被毁，我丝毫根据也没有，但这想法一点没错。他们决不会让我毫……”他犹豫了好一阵子才说，“毫无改变地离开这儿的。”

“一段心理插曲……”

“我没什么心理插曲。现在想必您早已明确这一点了。”

“那您说干嘛送您上这儿来？”

“我有些同事，自称斗士、反对派，想必他们向罪犯教养所告密，说我是搞颠复的自由派分子。”

“他们的证据呢？”

“证据？”此刻我们已进了观测室。他双手蒙脸好一会儿，忽然莫名其妙地笑起来。“证据？唔，在我们单位的一次会上，我同一个外国来访的同行设计师谈了很久。您要知道，我们那儿就有那么些从不上班的同事，谁也管不着他们。今年夏天，我向主任提出了为何政府批准的一项设计不应该开工的原因。我实在太蠢，也许我上这儿来正是由于……由于那次愚蠢的多嘴。加之我曾经读过并一直在读阿卡教授的书。”

“这算什么证据？您思想积极活跃，热爱祖国，并非不满现实呀。”

“这可难说。我热爱民主思想，还有希望。对，我爱这些，不能离开希望而生活。国家？您指地图上那玩意儿？线条吗？线条内一切均好而线条外也没什么毛病呀，成人怎么会热爱这种孩童的观念呢？”

“那您总不至于叛国投敌吧？”

“唔，如果要在国家与人性，或国家与一个朋友间进行选择的话，我也许会的。您尽可把这称为背叛，我可认为是道德。”

星期天卡丁博士讲得很准确，他是个自由派分子。

这是典型的精神病症状：连正常的情感都丧失了。讲这种话竟然能漠然无情——“我也许会的。”

不，这不是真情，他是痛苦万状而不得已说的。相反倒是如此震惊的我，才空虚、寒冷——什么情感也没有。

该如何治这种精神病？这算“政治”精神病人吗？凯姆士的书已看过两遍，相相确实看便了。但政治和心理学之间仍存在着缝隙。同时此书只教给我思考，却没讲怎样积极主动地行动。我从屏幕上已看见了索德希望如何去思维和感受，看见了愿望与他头脑中现实状况的差异。但不知怎样教育他，使之能进行“积极思维”。凯姆士说，不满情绪是必须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加以填充的缝隙所在，可这不适于索德，他身上没有什么缝隙所在。说真的，倒是凯姆士运用自己的观点所研究的政治与心理学之间的确存在这种缝隙。但假如说他这些观点不对，那怎么才能算对呢？

我迫切需要指点，可又不能请教纳狄丝博士。她给我凯姆士的书时讲过：“从中可找到你所需的答案。”尚若向她请教，就等于承认水平低，找不出答案来。这样她就会从我手中把病人换走。的确，这是一场考试，考我的。而我又需要这样的经历，我正在学习呀，而且病人信任我，肯与我交心，所以如此是相信我能为他完全保密。因此，在治疗进入正轨和保密不再必要前，日记不能给任何人看，也不能同任何人讨论这些疑难。

但天知道何时才能到头。这样岂不是我对博士的保密要没完没了啦吗？

我必须开导他使自己的行为更现实些，否则十一月科里复查时他少不了送去挨电痉挛。照这样说来他的预感始终是有道理的。

１０月９日

索德的观测资料开始表明对他（或者说对我）有“危险”的前几天，我便停止了往这个册子上作日记。今晚刚又重新翻阅了一遍。我想既然决不再给博士看，那还是应该继续记录我感兴趣的内容。日记本来是她叫记的，但叫记是总希望我拿给她看。她认为我会像第一次那样乐于给她看，或者她要我就给。昨天她就问我要了。我说早不记啦，反正是重复记在临床观测簿上的内容。她显然不赞成但也没吭气。几周来，我们所的领导与服从关系已起了些变化。我不再感觉那么需要指导。而安娜的出院，对儿童孤独症的研究文章，以及我对心理观测专用文赫磁带的卓有见地的分析，都使她不能坚持干涉我的独立性。但独立性还可能再次被她剥夺。我拆掉日记本封面把散页的记录纸随时藏进“莱因金库”的案卷封皮背面，非得相当严密的搜查才能发现。我一面藏，一面觉着脑袋阵阵发麻，内心作呕。

什么叫过敏性反应？要是没什么反应，一个人就可以被任意污蔑，或让跳蚤咬上一千次。但一经遭致一次心灵的创伤，或受了一次严重感染，挨上一次蜜蜂蛰，那下回遇上带刺的草或跳蚤都会要咳嗽打喷嚏、搔痒流泪等等，就同对刺激性药物过敏一样。一个人必须得敏感化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