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答应一声，便回忆起刚踏入青春年华时的一段往事，同多凯并没什么关联。

他见到一个罪犯，听说这人一直在印发违禁印刷品。后来他看到这么一本小册子，标题映入视界——《真有平等公正的司法吗？》他阅读小册子，但不替我回忆其内容，我要他回忆他也不理睬。罪犯的形象逼真得要命：青年人穿的蓝衬衫，带咳的嗓音，接着是鞭打的声音、罪犯教养所人员的制服，驶去的轿车，这辆大轿车是灰色的，车门溅着血迹。轿车在大街上行驶着，行驶着，此景象一再重视。

我相信，这个意外事变重创了索德的心灵，可作为他对于国家因保密而允许的司法暴力产生恐惧的原因的解释。正因为此，他才在审查中举止反常，而形成不满现状的迹像——但并非的确不满现状。

我想证实这种解释的理由，这一段一回忆完，我就说：劳瑞斯，替我想想民主好吗？”

他回答：“小大夫，想轻而易举逮住老家伙可不成。”

“没打算逮您。想想民主，到底是能还是不能？”

“民主我可没少想呢，”他说着转为右脑活动，音乐声起，是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最后一部合唱曲，我上高中音乐识曾学过。当时唱的都是些爱国主义的歌词。

我冲他喊：“不要打岔！”

他却说：“用不着嚷嚷，听得见。”

这房间确很安静，所以回声的拾音大得怕人，就像千百万人在同声歌唱。

他继续大声说：“我没打岔，我在想民主，这就是民主，是希望，是兄弟之情，没有隔阂之墙，所有墙垣部不存在。你们，我们，我想像造就了这一整个体系，您听得见吗？”

又是那小山顶，低矮的草地和逐渐升高的感觉。风，整个天穹，天穹亦即是音乐声。

当一切结束，摘下罩冠时我说：“谢谢。”

我不明白为什么医生就不能因一个美好而有意义的新启示而感谢病人。当然，医生的权威很要紧，但也不必太跋扈。在政治方面，我懂得是必须服从权威的。但心理医学上则不然，医生不能“治愈”病人，而是病人在医生帮助下“治愈”自己，这不算违背“积极思维”吧？

９月１４日

今天同索德长时间的交谈惹得我心烦意乱，得好好清理一下思绪。

肋骨伤痛妨碍他转入工作疗程①，使他很不安定。“暴力型病房”也深深惊扰着他。因此三天前，我利用职权去掉了他表册上的“暴力型”记号，将他转到Ｂ号男病房，挨着阿卡老头的床位。

【① 工作疗程：让患者参加有助于病愈的工作之精神病疗程。——译注】

当我去叫他接受观测时，他们正坐在阿卡老头床上谈话。

索德说：“索伯尔大夫，认得我这位邻居，大学文艺系的阿卡教授吗？”

当然我认得——他在这儿多年了，远比我还来得早——不过索德如此必恭必敬，我也只好回答：“认识。阿卡教授您好。”说着同老人握了握手。

他对我像对一个生人那样礼貌——他经常是隔天就不认识人了。

去观测室的路上，索德问：“您知道他受过多少次电震疗法？”

我摇摇头。

“六十次。他每天都要骄傲地告诉我。要知道，他是位国际知名的学者，写过一本关于二十世纪政治、艺术和科学自由的各种观念的书。叫《自由的观念》，我上工程学校时读过。那时书架上还有这本书，现在却哪儿也找不见了。问起阿卡教授，他竟说这本书从来没听说过。”

“经过电痉挛几乎都会失去一些记亿，”我说，“不过忘却的东西还能重新得到，并且往往自然而然就可恢复了记忆。”

“翻来复去六十次以后呢？”他问。

索德是位高个子，有点驼背，即使穿病员服也充分显露出自己的体形。但我也不矮。他叫我“小大夫”并非我不如他高。原先他是发我的脾气，现在则在痛苦和抱怨时这样叫我，并没有打击我的意思。他已很了解我了。

他说：“小大夫，别傻正经了，应该知道，人的头脑已被严重地摧残了！”

现在我要把当时我的回答确切记下来，这段话很重要——

“我并不赞成动钒就搞电痉挛。除偶尔用于年老性抑郁的特殊病例外，我并不想对自己的病人使用它。我推祟心理观测仪，因为它较之带破环性的器械更为安全可靠。”

全是真心话，而以前我从未说过，也未有意识地这样想过。

“那您要为我推祟些什么呢？”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