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签字了吗？”

“好吧，”尼洛胡乱地在签单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看着那辆载货的自行车。“你该让前轮矫正一下了。”

那小孩耸了耸肩，“今天要送东西出去吗？”

“不”，尼洛抱怨着：“我再也不做什么邮件订购的修理活了，这手续太复杂，而且我还常丢东西。”

“再见，”小孩跳上自行车，和尼洛道别，烈日下他蹬着车穿过了那片瓷砖被晒裂了的广场。

尼洛在店门前挂上他手写的“正在营业”的牌子。他走到左边，打开那个大垃圾桶的盖子，把那邮包和迪托扎斯的其它东西一起扔了进去。

桶的盖子关不了了，迪普爱迪的这堆垃圾多得吓人。尽管他在店里时很少收到别人寄给他的邮包，但他却常爱自己给自己寄。爱迪到托伦斯、马赛、马伦西亚和尼斯等地，沿途都寄来了不少的磁盘回来。在巴塞罗那更是这样，爱迪从巴塞罗那寄出的巨型字节磁盘足可以使这儿成为一个海盗的资料港了。

爱迪简直把尼洛的自行车店看成了他的保险柜，对尼洛来说，这并没什么不好。毕竟，他欠爱迪许多；爱迪给店里安装了电话，又接上了联播电台；一根粗黑的电缆从尼洛35层的屋顶伸出，直接穿过３４层的天花板，接在了尼洛流动房子的铝皮屋顶上。而供电费却是由爱迪的一个不知名的熟人交付的，尼洛很乐意用把现金支付进一个不知名的邮箱里的方式来付这笔费用，这套装置也给他提供了和外界当局联系的可能。

当他待在店里时，爱迪把大部份时间都用在了那种马拉松式长距离的虚拟的会面中，从头到脚裹着笨重的装置。尼洛知道，爱迪正和一位德国女人痛苦地牵扯不清。他们的那场虚拟罗曼史简直是起起荡荡，纷争不断。无论是谁见了，都会觉得尴尬。在那种情况下，尼洛对爱迪离开父母在这种政府公地上择处而居也不感觉太惊讶了。

爱迪曾住在这问自行车店里，搬进搬出地大约住户一年。这对尼洛也很有好处，因为爱迪在当地居住者中很有神通，声望颇高。爱迪曾经是35年年底那次传奇似的街头聚会的主要组织者，那次集会最终的高潮是抢劫、还纵火烧掉了那三层楼。

尼洛和爱迪同学几年，他们一块儿在这里长大。爱迪在很小的时候便表现出一种和他年龄不相符的深沉，他和政治交往以及网络上的人物联系不少。本来这个地方对他们两人来说都很不错，但爱迪却真的把那位德国女人从网络上引诱进了现实生活。于是，他跳上下一轮班机，到了欧洲。

自从两人分开之后，爱迪便很乐意源源不断把他那堆数据垃圾往自行车店寄。毕竞这些磁盘用了大量隐语，因此似乎检查的人也不大能读得懂。和爱迪复杂的、电脑协助的爱情生活相比，保存几千张磁盘还不是件太大的困难。

爱迪不告而辞后，尼洛变卖了爱迪的财产，并通过网络，把钱汇到了尚在西班牙的爱迪。他自己则留下了爱迪的屏幕电视和接收器，还有一个便宜的电子头盔。按照他理解的他和爱迪之间的协议，店里爱迪的任何零散的磁盘都归他所有了，他可以随意处理。到现在为止。似乎爱迪再也不会回到田纳西了，而尼洛也欠下了一些债。

尼洛队工具包里掏出刀片，割开了爱迪的邮包。里面居然是一个电视的电缆盒，这简直就象是一件贻笑大方的老古董。你在ＮＡＦＴＡ决不会看到这么样一个电缆装置盒；这种原始垃圾只可能在那种半文盲的老祖母家里，或者在那群落后的阿尔巴尼亚人的煤舱里才可能找见。

尼洛把这个古代的电缆装置盒塞进屏幕壁前装大豆角的口袋里。他现在没有时间玩那些无关紧要的多媒体玩具了；他得面对真实的生活。尼洛钻进隔了道门帘的厕所，在一个陶罐里撒了尿。再用那把毛茸茸的牙刷刷了牙，蘸了些清凉的水弄湿脸和手；用毛巾擦干后，他又在胳膊肘，大腿根和脚上喷了除臭剂。

当他还和母亲住在41层时，尼洛曾用的是那种老式的消毒除臭剂。但当他一旦从家中搬出之后，他就了解到了许多事情。现在，他用的是一种对皮肤无害的细菌，它们只会贪婪地吞噬人类新陈代谢所排放出来的臭汗，并且转化成一种象成熟的香蕉的气味。当你和显微镜厂的植物群合谐相处时，生活也变得轻松惬意多了。

回到工作凳前，尼洛插上电热盘，煮了一份泰国面条和烤沙丁鱼。他把这两份早点用４００ｃｃ的植物激活粘性肠衣包了起来。然后他去看了看昨晚上漆的钳形框架的情况。那框架看上去还不错，就算在凌晨三点钟，尼洛也能以他幻觉般的清醒，干好这种上漆的细活。

上漆的报酬很丰厚，而且他太需要这笔钱了。可上漆并不是真正和自行车有关的工作，因为它缺乏真实性。上漆和车主个人的自负有关——这才正是上漆真正让人感到讨厌的地方。在披屋那层有几个小子非常热衷“街头艺术”，也愿意出高价钱来装饰他们的车。但浮华的艺术并不能为车增色，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框架的校直、以及变速装置器的合理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