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书，一直到清朝末年，还不断为州县官翻印，是有价值的政书。《梦痕录摘抄》，是从他晚年所写的回忆录，摘取有关幕职的片断而成，所以也列在这类书籍之中。

耕堂曰：汪辉祖在当时，既非文化界名流，亦非思想界领袖，不过是州县的一个幕僚。但他的著作，却不只受重视于当时，鲍庭博刻入权威性的《知不足斋丛书》，阮元为之作序。而且被推崇于后世，及至民国，仍为胡适、周作人辈所搜求。汪氏著书之时，不过是为了把自己从事这种职业的经验和见解，介绍给同业者或初习者，并非有意邀取评论界的哄抬，或羡慕外国的奖金。当今之世，有文士焉，本无经历，亦乏学识，著书立说，不为社会效益着想，不为读者身心立意，空设玄虚之境，念念巫祝之辞，企图惑群招众，成立流派，自封教主，亦近狂矣。中华民族，并非如此等人所说的，那么愚昧，那么封建。自古以来，中国人对文化对书籍，都是有选择的，有见解的。主要是看你的书，是否实际，是否有用，是否引人向上。如果你写的书，内容无实际，所谈非经验，读后使人昏暗沉沦，即使你虚作声势，亮出旗号，人民也是不买你的帐的。

中国人认为有用的书，必须：一、有义理。二、有辞章。

三、有事实。如果，你所写的书，与以上三方面，都不沾边，那就是无用的书，古人所谓灾害枣梨的书。江辉祖得著书之说之道，故其书人称为有用之书。

任何工作从事久了，富有经验，都可以写成一部书。这部书如果写得好，就不只对这一种职业有用，也会对其他职业有用。汪辉祖从事的职业目前已经没有了，但他的著作，还是有用处的。

1987年2月20日

读《棠阴比事》

四部丛刊二集，有此书名，我没有买到零本。后来在天祥市场，遇到这一部清朝道光年间朱绪曾仿宋刻本，花了两元五角钱，买了回来。书堆放在货架底层，封套破旧，落满灰尘，想来是很久卖不出去的下脚货了。

原藏书人，不可考，好像是一个银行职员。他用来抄补缺断的纸，是营口中国银行的簿记纸。他除抄录了残页的文字，还抄了知不足斋抄本的一个序文，夹在书内。书已经修补重装过，到我手中，我又把开裂的页缝用薄纸粘连好，把封套刷净。

它还是很可爱的。因为书的底本，是黄荛圃的旧藏，真正的宋本。黄在为人家析产时，在租簿中发见了它，当时即定为上等。后来到了他的手中，写有很长的跋尾，也刻在这个本子的后面。

朱绪曾的刻本，无论版式、字体、纸张，一体仿宋，就连宋讳，也照样缺笔，对于我这个没有见过宋版书的人来说，真是大开眼界了。

本书作者桂万荣，南宋时鄞县人，庆元二年进士，做过余干尉。他在序文中说：“取和鲁公父子疑狱集，参以开封郑公折狱龟鉴，比事属辞，联成七十二韵。”就是先以四字两句的韵语为一条目，然后分注一段有关折狱的故实。这些故实，都取材于宋人的笔记、碑传，或宋以前的著作。现在看来，他拟定的这些韵语小标题，实在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如果单独看，则不知所云；如果联系注文来看，又似乎多此一举。并且所引事例，多系传闻小说性质，说对办案人有所启发则可，说是办案的准绳、龟鉴，则悬殊太大，且太危险。如言八十老翁所生子，最怕冷，在日下无影子等等，几近于迷信无知之谈。明人吴讷，为其删补，盖有因矣。

然此书历来被列入子部法家类著作之中，且被从政的人以及藏书家称为有用之书。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崇尚道理空谈之书，一提法家，就是商韩，真正的有关法律著作，流传下来的太少。明清以前的刑律，只有一部唐律，较为完整。私家著述，有关这方面就更少，只散见于一些笔记小说之内。而一成小说，则故事性、趣味性强；一成笔记，则上下其手，出入其词。或自作聪明，主观想象，掺杂其间，以之为法制准则，其不可也甚明。清代一些学者如孙星衍辈，注意及此，辑录校印一些旧文献，也很零碎，不足为“法”。

这部书，我买来时没有仔细看，近日读了一遍，就像读其他笔记小说一样，没有什么“法家”的感觉。

书分两册，正文只五十二页，而字如核桃大小，很快就读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