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七年正月，西捻首领张总愚，从陕西转战到京畿以南，雄县一带。京师戒严，清廷大恐，几乎把全国得力的将领都调来会剿。左宗棠到了定州，他向皇帝疏陈的方略中，也有一段对捻军的描述：

臣维捻匪惯技，在飘忽驰骋，避实乘虚。始犹马步夹杂，近则掠马最多，即步贼亦均乘马。临阵则步贼下马，挺矛攒刺，而骑贼分剿官军之后。其乘官军也，每在出队收队，行路未及成列之时。遇官军坚不可撼，则望风远引，瞬息数十里，俟官军追及，则又盘折回旋以疲我。其欲东也，必先西趋；其欲北也，必先南下。多方以误我……

从以上所引，可略见当时捻军之声势，军容，战术，以及进止聚散的情形。此次，捻军曾打到我的家乡安平、深泽、深县、饶阳一带，给当地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幼年还听到母亲讲“小阎王造反”的故事，当时不知小阎王是谁，现在才知道是张总愚的绰号。

那么多马队，驰骋在大平原，可谓壮观。闭目凝思，宛如再现。故乡近代，凡经战争逃难生活三次：一即小阎王造反；二义和团抗击洋人；三抗日。前二次，母亲一辈经历之。

1987年8月26日记

二

王定安撰写的《求阙斋弟子记》中的《家训》部分，实际就是我们常见的《曾文正公家书》，不过免去了上下款及年月日。分为《寄诸弟》、《寄弟国潢》、《寄弟国华》、《寄弟国荃》、《寄弟贞干》、《谕二子》、《谕子纪泽》、《谕子纪鸿》。所收亦略少，只有薄薄一册。

中国自古以来，有很多家书、家训行世。然多流传不广，有些只存在自家的祠堂中。曾国藩的家书，却不得了，流传了几十年，差不多读书人家，都会有一部。因为他是近代“闻人”，官职又高，他的思想，为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儒学子弟所信仰。五四以后，才逐渐冷落下来。但在一部分家长心中，还认为是教育子弟的必读之书。

我上中学的时候，父亲寄给我一部《曾文正公家书》，是大达图书公司的排印本（即当时所谓一折八扣书）。父亲还附了一封信，大意是：他幼年家贫，读书不多，今以此书授我，愿我认真阅读。信写得很带感情。我年幼不懂事，那时正在阅读革命书籍，对曾国藩等人很反感，且甚瞧不起大达印的书。随即给父亲回了一封信说：以后不要再买这种书，这种书在保定街头，到处都有，没有人买……我想父亲接到信，一定会很不高兴，但也没有来信责备我，以后也没有再给我寄过书。我带回家中的书，父亲从来也不看，也不问，只说我是个书呆子。中年以后，我才认真读了这部书。

因此我想到：所谓家书家训之所以流传，不一定是因为它的内容，多半是由于写信人的权势和声望。他的说教，即使当时，受信人也不一定听信。例如曾国藩的家书，前后言论，并不完全一致。对于一个人，例如对曾国荃，在曾国荃未显达与已显达之后，所谈所论，就有很多不一样。有很多顺时应势，矛盾依违，甚至吹嘘拍马之辞。这还说得上是兄弟间的真诚感情吗？

再说，家庭已经是朱门侯府，子弟已经是绔绔少爷，还教他“书、黍、鱼、猪”，会有效果吗？

对于广大读者，则有环境和时代不同，心意能否相通的问题。我幼年时，在中学课本上，读曾国藩的家书，就觉得不如读郑板桥的家书亲切。因为郑虽是县令，他弟弟究竟是农民，和我的生活距离小，所谈事物，容易理解。曾国藩是太子太保，是爵相，即使他谈的也是普通道理，总觉得和我们平民的心思，不能相通。因此也就不能完全相信，总觉得其中有什么虚伪的地方，言行不一致的地方。

这当然不是一笔抹杀曾国藩的家书。他的家书，自有它多方面的价值，现在还有很多人在研究。另外，他的家书和他同时代的要人们的家书相比，在指导读书，谈论诗文，讨论书法，研究刻书等方面，见解虽不见得高明，读后还是使人有些收获的。比起左宗棠的家书，就显得有学问多了。左氏的家书，我有仿宋排印本两册。其中多谈家务杂事，少谈文史。

至于时代不同，思想变化，那就更难说了。我认为，现在不会有家长，再叫孩子们去读曾氏家训。八十年代的中国青年，将不知他的“进德、修业”为何物。

我的结论是：凡是家书、家训，只能对当家长的人，有影响，有用处。对于青年人，总是格格不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