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董同志压低了声音说：“老管，如果有人问，希望你们说我抢救了一夜，终因病情严重不治而死！”

麻叔说：“您这是让我们撒谎！”

老董同志说：“帮帮忙吧！”

麻叔低声对我们说：“听清楚了没有？照老董同志吩咐的说！”

老董同志说：“多谢了，我这就给你们去开死亡证明。”

十一

麻叔叮嘱杜大爷看好牛，当然更忘记不了叮嘱杜大爷看好郭好胜的自行车，千千万万，牛丢不了，活牛没人要，死牛拉不走，自行车可是很容易被偷、甚至被抢，这种事多得很。然后他拉着我，拿着老董同志给我们开好的牛死亡证明，走进了公社大院。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公社大院，大道两边的冬青树、一排排的红瓦高房、高房前的白杨树、红砖墙上的大字标语，等等，这些东西一齐刺激我，折磨我，让我感到激动，同时还感到胆怯。我感到自己像个小偷，像个特务，心里怦怦乱跳，眼睛禁不住地东张西望。麻叔低声说：“低下头走路，不要东张西望！”

麻叔问了一个骄傲地扫着地的人，打听主管牛的孙主任的办公室。刚才老董同志对我们说过，全公社的所有的牛的生老病死都归这位孙主任管。我心中暗暗感叹孙主任的权大无边。全公社的牛总有一千头吧？排起来将是一根漫长的大队，散开来能走满一条大街。这么多牛都归一个人管，真是牛得要死。当时我就想，这辈子如果能让我管半个公社的牛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小心翼翼地跟在麻叔身后，进了孙主任的办公室。一个胖大的秃头男子——不用问就是孙主任——正在用一根火柴棒剔牙，用左手。他的右手的中指和食指缝里夹着一根香烟。我知道那是丰收烟，因为桌子上还放着一盒打开了的丰收烟。丰收烟是干部烟，一般老百姓是买不到的。丰收烟的气味当然很好，那支丰收烟快要烧到他的手指了，我盼望他把烟头扔掉，但我知道他把烟头扔掉今天我也不能捡了，如果我捡了，麻叔非把我的屁股踢烂不可。我还是有毅力的，关键时刻还是能够克制自己的。麻叔弯了一下腰，恭敬地问：“您就是孙主任吧？”

那人哼了一声，算是回答。

麻叔马上就把老董同志开给我们的死亡证明递上去，说：“我们队里一头牛死了……”

孙主任接过证明，扫了一眼，问：“哪个村的？”

麻叔说：“太平村的。”

孙主任问：“什么病？”

麻叔说：“老董同志说是急性传染病。”

孙主任哼了一声，把那张证明重新举到眼前看看，说：“你们怎么搞的？不知道牛是生产资料吗？”

麻叔说：“知道知道，牛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牛是贫下中农的命根子！”

孙主任说：“知道还让它得传染病？”

麻叔说：“我们错了，我们回去一定把饲养室全面消毒，改正错误，保证今后不发生这种让阶级敌人高兴让贫下中农难过的事……”

“饲养员是什么成分？”

“贫农，上溯八辈子都是讨饭的！”

孙主任又哼了一声，从衣袋里拔出水笔，往那张证明上写字。他的笔里没有水了，写不出字。他甩了一下笔，还是写不出字。他又甩了一下笔，还是写不出字。他站起来，从窗台上拿过墨水瓶，吹吹瓶上的灰，拧开瓶盖子，把水笔插进去吸水。水笔吸水时，他漫不经心地问：“你们的牛在哪里？”

麻叔没有回答。

我以为麻叔没听到孙主任的问话，就抢着替他回答了：“我们的牛在公社兽医站大门外。”

孙主任皱了一下粗短的眉，把墨水瓶连同水笔往外一推，说：“传染病，这可马虎不得，走，看看去！”

麻叔说：“孙主任，不麻烦您了，我们马上拉回去！”

孙主任严厉地说：“你这是什么话？革命工作，必须认真！走！”

孙主任锁门时，麻叔狠狠地看了我一眼。

我们的牛前围着一大堆看热闹的人。孙主任拨开人靠了前。他扒开牛眼看看，又翻开牛唇看看，最后他看了看牛蛋子。他直起腰，拍拍手，好像要把手上的脏东西拍掉似的。围观的人们都聚精会神地看着他，好像病人家属期待着医生给自己的亲人下结论。孙主任突然发了火：“看着我干什么？你们，围在这里看什么？一头死牛有什么好看的？走开，该干什么干什么去，这头牛得的是急性瘟疫，你们难道不怕传染？”

众人一听说是瘟疫，立即便散去了。

孙主任大声喊：“老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