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吃你干么要吧唧嘴？”

“吧唧嘴我也没有吃。”

我们知道他吃了，每截断一次粉丝他就吃一大口。他死不承认，谁也没有办法。于是我们希望他的肚子通道疼痛下坠，但是他既不疼痛也不下坠。好在我们是同学，不愿太认真。

后来，半夜了，作坊外的黑暗因为作坊内的灶火而加倍浓重。女记者吃了一碗没油没盐的粉条儿，我们还想让她吃第二碗。她吃了第二碗我们还想让她吃第三碗，但是她任我们怎么劝说都不吃了。她说她吃饱了，吃得太饱了，说着说着她就打了一个饱嗝。

粉丝都晾起来了，今夜的活儿完了。汽灯有些黯淡了，“大金牙”蹲下去，噗哧哧响，他抽拉着打气杆儿给汽灯充气，咝咝声强烈起来，汽灯放出刺眼的白光。女记者眯缝着眼说汽灯比电灯还亮。她没有回镇政府睡觉的意思，我们自然愿意陪着她坐下去。

“耗子”眨着永远鬼鬼祟祟的眼睛问女记者：“您见过他吗？跟他熟吗？”

女记者说：“太熟了。”

“听说他在京城里有好多个老婆？”

“噢，这倒没听说过。”女记者挺平淡地说。

“你别说外行话了，人家那不叫老婆，是相好的！”“大金牙”纠正着“老婆”。

女记者说：“他在家乡时有过相好的吗？”

我们互相看着，都不愿回答女记者。

“他在家乡时是不是就很风流？”女记者问。

“不，不，”我们一齐回答，“他很规矩。”

那时候我们从“狼”的白色恐怖中逃脱出来了。没有中学好上，我们一齐成了社员。他因为身体发育得早，已进入了准整劳力的行列，干上了推车扛梁的大活儿，而我们还在放牛割草的半拉子劳力的队伍中逍遥。

“他的爹娘没给他找老婆吗？”那天夜里，在粉坊里，她问我们，“农村不是时兴早婚吗？”

她的眼在汽灯的强光照耀下，黑得发蓝。她使我们想起“小蟹子”。我们告诉她：他的爹娘在我们不是“狼”的学生后三月，突然失踪了，就像他的姐姐突然失踪时一样。

也是在粉条作坊里，也是一个很黑的夜晚，也是深秋季节，天气有些凉但不是冷，我们村的粉条作坊开张了。下午在收获后的红薯地里放猪时，我们就知道了这消息，大家都很兴奋。“老婆”家那头花猪鼻子极灵，东嗅嗅，西嗅嗅，简直胜过一条警犬。它是“老婆”的骄傲。太阳要落山时，路边槐树上，金黄的枯叶在阳光中颤抖，我们因夜晚粉坊的美景即将来临兴奋得颤抖。播种小麦的男女社员们收工了，疲惫的牛和疲惫的社员们沿着土路走过来了，我们也召唤着猪，让它们停止寻找残存在泥土中的红薯，跟我们一起回家。啰啰啰，啰啰啰，是我们对猪的呼唤。“老婆”家的花猪在一座坟墓后的暄土里拼命拱，用齐头的嘴巴。一边拱它一边叫，像狗一样。猪叫出狗声，的确有些怪异，我们便围拢上去看。“老婆”家的花猪戗立着背上的鬃毛，好像很激动。我们家的猪和我们一起看着“老婆”家的猪把地拱出一个大坑。

“这里可能埋着一坛金子。”“耗子”说。

“老婆”的脸上立刻就放出金子般的光芒。

“干什么你们？怎么还不回家？”队长在路上喊我们。

“老婆”家的花猪浑身哆嗦着，叼着一黑乎乎、圆溜溜的东西从土坑里跑上来。

我们发了呆了，呆了一分钟，便一齐怪叫着，炸到四边去。“老婆”家的花猪从土坑里叼上来一颗人头。一颗披散着长发的女人头。女人头还很新鲜，白惨惨的，没有臭味没有香味，有一股冷气，使我们的脊背发紧，头发一根根支棱起来。

在路上疲惫移动的大人们飞跑过来，全过来了，路上只余了些拖着犁耙的牛，它们不理睬让它们站住的口令，继续踢踢踏踏地往村子里走。

大人们来了，我们胆壮起来，重新围起圆圈，把“老婆”和他家的花猪以及花猪拱出来的人头围在中央。那女人头还半睁着眼，头发烂糟糟的，花猪好像要向“老婆”报功一样，跟着“老婆”哼哼着，“老婆”被花猪吓得鬼哭狼嚎。

到底还是队长胆大，他从坟头上揪了一把黄草，蹲到人头前，小心翼翼地揩着那张死脸上的土，一边揩一边咕哝：“怪俊一个女人，真可惜了……”揩完后他站起来，转着圈儿端详。落日的余晖涂在我们脸上，也涂在人头上，使它红光闪闪，宛若无价之宝。我们都像木偶一样待了好久好久。

队长忽然说：“你们看她像谁？”

我们认真地看看她，也看不出她像谁。

队长说：“我看有点像桂珍。”

桂珍是“骡子”的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