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里洛夫就是这种人，但他与多数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不认为自己半生蹉跎是因为客观条件不巧或者自己坐失良机。他就是这样碌碌无为地度过了半生；即或上苍让他重新开始生活，他的新生活也未必会有什么两样。

不过，也许他的生活会不同的吧？说不定在新的生活中，当他手里拿着用报纸裹着的冰糕下班回来时，迎面向他跑来的不是邻居的孩子，而是他自己的孩子呢。可能的……是的，他现在很希望发生这样的变化。难道这还不够吗？人到晚年总不免有些凄凉之感，而在单身公寓里度过孤寂的晚年更加难过……

那么，基里洛夫的汽车恐怖症怎么样了呢？好象他根本没得过这种病似的。有一天，基里洛夫一觉醒来，忽然感到如获新生。身上经常感到的那股紧张劲消失了，头脑清醒了，世界又象多年前一样变得明朗、清新了，但在他走出家门之前，他还没明白主要的变化是什么。变化来得突然——他还按照往常的习惯贴着墙走——他刚走了一半路，就明白自己现在没有恐怖的感觉了。

两星期之后，他决定坐一站汽车。什么事也没发生。本来他十分紧张，与其说是担心在挤满人的车上旧病复发，不如说是怕人家看出他的惶恐不安来。谁知一切都很顺利。

如今，事隔很久，他都不大相信这些是真的了；要不是他能时而在街上碰见尤里尼古拉耶维奇，就是那位住在附近的精神病专家，基里洛夫大概会以为往事只是一场遥远的梦境了。他面带笑容地回想起，有一天他竟想到警察局去报告。为什么？为了防止车祸。要知道，有八十分钟的的时间由他掌握。可笑吗？当时可不觉得可笑，假若不是他生性腼腆，而且担心一进警察局就被人家直接送进精神病院的话，那么他就真去报告了。

至于“迟延的时间”，也可能根本就不是迟延。多半是病的伴随症状，是一种自我暗示，由于心理紧张，而把它当成现实了。可能，当基里洛夫在医生家中时什么也没“看见”，而是后来，知道车祸以后，他失常的精神颠倒了事情的顺序，结果他就以为自己能在出事之前预知车祸了。

有了这样解释之后，基里洛夫就很少去回想汽车恐怖症的事了；他那一向单调的生活，依旧过得平静乏味。

这天夜晚与往常的夏季夜晚一样，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比六月中旬的一般夜晚热一些；那些在本星期五上班时和下班后都看见过基里洛夫的人，都不记得他那一天说过什么意味深长、预示不祥的话，也没夫追忆他那一天的行为有什么异常的恶兆，因为实际上并没有恶兆，就算有人告诉他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个夜晚，那他也不会把这句话当真的。

那天下班以后，基里洛夫顺路走进副食店去买了些东西，又到街心公园旁的报亭买了一份新出版的《科学与生活》，然后便沿着他二十年来走惯的老路回家了。

经常在院子里的人，刚从幼儿园领回孙子的院内清扫工也好，住在楼上的女邻居也好，都看见了他，眼瞧着他走进大门，从信箱里取出报纸，然后打开自己的房门。

九点钟的时候，厨房里亮了灯，但不久就灭了；接着隔壁房间的灯亮了，一直着到十一点半——这是几个青少年说的，当时他们正在他窗前不远处，坐在两张并起的长凳上弹吉他。

—辆大轿车的司机砰地一声关上车门，手里提着水桶，向河边走去。一艘摆渡刚刚在河对面靠岸，水手拉动锚链碰击铁柱的声音、摆渡口的汽车发动的声音，都清晰可闻。

这辆大轿车迟到了十来分钟，只好等下—班摆渡，反正晚半个小时把孩子送到夏令营，也没什么了不起。司机想起大人们把睡眼惺忪的孩子送到工厂院子中来的情景，想起孩子们活动开以后，便跟在他身后跑来跑去，看着他挂好“孩子们，当心！”的牌子，并用脚踏着软绵绵的慢坡，想起这些时他微笑了。

汽车一开出工厂，孩子们顿时活跃起来，大声嚷着，挤到玻璃跟前张望，但在到达摆渡码头以前，许多人都颠得昏昏沉沉，有的甚至睡着了。车里安静下来，只有护送他们的阿姨还在小声地同一个大孩子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