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姬露面的时候，正是他最最需要这种动力的时候。他越来越不行了，垮得很快，喜欢瞎猜的人背地里都说，干这一行，他的“刃”已经钝了。他需要干一票大的，而且要快。只能这样，因为他不可能换一种生活方式。他的思想已经固定成了浪子式，追求的是刺激、肾上腺素，还有那种每一步都做到位、别人卡上的钱划到自己账户上时所产生的感受：超越常人、天启式的感觉。

是时候了，他应该大捞一笔，然后退出江湖。所以，律姬这个象征一定要抬得更高，比以前所有充当象征物的姑娘高得多，即使她这个人就在那儿。我真想冲他大叫大嚷：她就在那儿，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是个大活人，充满渴望，开朗，美丽，让人激动——她就是这样的人。

在我去纽约芬兰佬铺子前一周，他出去了。走了，把我们留在阁楼上。暴雨将至，阁楼玻璃顶棚的一半被上头一个永远完不了工的天棚遮住，另一半只能看见黑沉沉的乌云。我站在工作台边，抬头望着那片天空。闷热的下午加上湿气，搞得我昏昏沉沉。她抚摸着我，抚摸着我的肩膀，抚摸着残肢上自动臂遮不住的那圈半英寸宽、紧绷绷的粉红色伤疤。从来没有人摸过那道伤疤，她们只抚摸我的肩头、脖子……

但她不同。她的指甲染成黑色，不尖，修成窄窄的椭圆形。那种黑色只比我手臂上那层碳纤板稍深一点。她的手向下滑去，抚着碳纤板上的焊缝，一直摸到肘关节处的黑色氧化面，摸到手腕。她的手很软，像孩子的手，手指张开，和我的手指绞缠在一起，她的掌心贴在我的穿孔硬铝合金掌背上。

她的另一只手抬起来，抚过掌心的感应面。那天下午，雨下个不停。博比的床上方，雨点像鼓点一样，敲打着用钢和被烟熏黑的玻璃搭成的屋顶。

冰墙忽闪着垮掉了，像超音速的影子蝴蝶。眼前出现了虚拟空间里的重重幻影，无穷无尽地延伸开去。这个过程就像观看一卷搭建预制房屋的录像带，只不过这卷带子是倒过来高速播放的。冰墙就像预制房屋的一片片组装件一样迅速剥落。

我一直尽力提醒自己：这个地方和远处的千沟万壑都只是代表数据的虚拟物，我们并不“在”珂萝米的计算机里，只不过在跟她的计算机互动，眼前的幻象只是博比阁楼上的矩阵模拟器生成的……核心数据显形了，敞开了，暴露在我们的攻击之下……这是冰墙之内的景象，矩阵的这一部分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但一千五百万合法用户每天都能见到它，将它视为当然。

核心数据耸立在我们周围，像垂直的货运列车，彼此以颜色区分，明亮的原色，明亮得似乎不可能存在于这片透明的虚无。它们之间的链接则以水平线表示，颜色是幼儿园里那种天蓝色和粉红色。

但是，这一切的中央仍存在冰墙，遮蔽着某种东西：珂萝米最珍贵、最黑暗的数据的核心，心脏……

我从纽约购物回来时已经快傍晚了。顶棚没透进多少阳光，博比的显示器上闪烁着一个冰的模型，以平面图的形式显示着某个人的计算机防御体系。一道道线条错综复杂，像装饰派艺术家设计的拜毯花样。我关掉控制台，显示器黑了。

律姬的东西摊在我的工作台上，几个塞满衣服和化妆品的尼龙包，一双鲜红色牛仔靴，录音带，光亮的日本杂志（刊载模拟刺激明星的消息）。我把这些东西归置到工作台下，卸下我的胳膊，这才想起从芬兰佬那儿买来的程序放在右边口袋里，只好左手别别扭扭地伸过去，摸索了一阵才把它掏出来，把它夹在我处理微小物品的带垫子的夹具上。

这个工具看上去像那种老式点唱唱片机。夹具长度只有一厘米多一点，上面有个透明防尘罩。这部分可以夹着东西，把它放到相当于几根唱片机转臂中的一根下面。把连接线插进残臂之后，我就用不着再看这个工具了。它成了我的手臂，我只需要看放大镜就行。四十倍放大镜，这只手臂的一举一动看得清清楚楚。

我瞧了瞧，选择了激光工具。一只转臂抓住它，觉得有点沉，于是我调节重量感应器向大脑输入的信号，让每四分之一公斤的感应值只有一克，这才开始工作。放大四十倍以后，程序卡的侧面瞧上去像辆大货车。

整个破解花了八个小时：操纵机械臂三小时，中间四次休息；给科罗拉多一个关系打电话花了两小时；还有三小对用来运行一个可以处理八年前的俄国科技词汇的词典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