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把担子放下了。

怎么不成？放电影不是在黑屋子里吗？我等开演了再进去，没等最后的“完”字打出来我就走。在昆仑山上，只有头发能证明我是女的。我把所有的头发都裹进皮帽子里，你就说我是你老乡，没有人会认出我是谁。

我摇着他的胳膊，突然间碰到了他的手。我们的手都像触电一样冷，但相撞的一瞬，却像有一股火舌样发光的物质迸射出来。那种感觉美妙无比。许多年后，当我急切地寻找伊喜的手指，将它们揉搓在手心的时候，我并无它念。只是想重温那种令人颤粟的感觉。我与我丈夫相识的全过程中，我没有过这种奇妙的感受。

但我要看《海鹰》。不管怎么说，我要看《海鹰》。女孩儿们都知道，只要她们坚持，事情就有希望。

这一次肯定不行。等以后吧。

伊喜走了。

他没有来拿我为他准备的一大瓶酵母片，但他非常巧妙地通知我去电影队的小屋看电影。我今天的许多艺术知识和感觉都来自高原那间简陋的小屋。伊喜每次极认真地为我们——我和几个女伴放映，从来不断片。要知道那些片子都是很古老的，但它们流畅如同牙膏，从不间断。

我和伊喜漫步在北京街头，当走到城乡贸易中心梦幻一般紫色的霓虹灯下，我问过他这个问题。

都说那些片子破旧，比如《山间铃响马帮来》，比如《家》，但我看的时候都挺不错。

他说，你是真的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

我说，真的不知道呀！难道还有什么秘密？

此时，霓虹灯在我们头顶变幻成海绿色，我们像两株苍老的水草。我们已不再年轻。

每次你来之前，我都独自在黑屋子当中提前把片子过一遍，把所有可能出故障的地方重新剪辑粘好。那几个女兵跟着你沾了很大的光。你当时想不到，事后也想不到吗？反复看同一场电影，如同把吃过的饭吐出来再嚼一遍。

那一瞬我们的头顶变为金黄，好像蒙了一头的麦芒。我想起高尔基的书中人曾说过，年青时的恋人以后不宜重逢，好像一具骷髅从地上站了起来……在灿烂的金色中我觉得他说的不对，重逢可以把许多事情搞明白。

伊喜快步向井边走去，这时我刚第一次探家归来。

伊喜，我问你电影呢！我奇怪他为什么不理我。他长高了，军裤腿放出一截，新布翠绿得可爱。

你除了同我说电影你就不能跟我说点别的了吗！

伊喜把水桶墩在地上，气恼地盯着我。我第一次发现了他的英俊，黑眉耸动、腰板笔直。风纪扣系得铁紧，一个很尖锐的喉结端正地镶在风纪扣之上。

我突然很想抚摸一下那个喉结，我猜它一定像猫一样有轻微的颤动。

说点别的，当然可以了……可是说点什么呢？我定定望着伊喜，我总是在暗室中看到伊喜忙碌，如今在高原银白但不灼热的太阳下，反倒陌生。

他也突然仓皇了，说，你干什么去？

我想找一片树叶，做一枚书签。

我小时做过这种书签，把叶子先在水中泡，直到将所有的叶肉腐去，只剩下鱼网似的叶脉，染上色，拴上线，玲珑剔透的书签就制好了。

到哪里去找一片树叶呢？伊喜也犯难了。

高原没有树，平原的树苗到了高原成了高原柴禾。我们的房前有一棵树，那是许多年前一位从上海来的年青医生栽下的，是他探家回来带给高原的礼物，据说是最耐寒最耐贫瘠的树种。种树的那天像一个节日，人们都来诅咒：这么冷，肯定活不了，风太大，吹成标本了。树木也像人需要氧气，它会病的。人们用诅咒寄托自己的期望，先将最坏的结局公布出来，自己给自己打预防针，以防那事情真的发生时，不致太伤心。

树冠是两丫的，好像公鹿的两只角。在高原最炎热的日子，两只角上爬出了两朵绿芽，肥厚得像可爱的虫子。但它们在一场突然降临的风雪中凝固了，好像碎酒瓶的玻璃碴儿，悬挂在咖啡色的树干上，叮当作响。

小树死了，树干却一直不倒，人们依旧给树培土。不管怎样，高原上也曾有过树。

在很远的地方有红柳。我骑马去给你摘几片红柳叶吧。

伊喜摘回了红柳叶，红柳叶像老女人的眉，皱缩而苍白，我不知伊喜跑了多远的路，只见他的喉结下一向严谨的风纪扣松开了，露出一个深深的凹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