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匆匆下山。伊喜骑着马到边防站放电影去了。就是他在，也未必会送我。

到了大学，我给他去了信，我给许多人都去了信，用的是有军医大学字样的信封，两块钱一沓，好像是一百个，很快就用完了。

伊喜没有给我回信，田参谋的来信不断。

两头沉的这一边的物件渐渐地移到那一边去了，两头沉变成一头沉。

这个过程并不痛苦。家里和田部长不断地给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好像在保持神智清醒状态下注射的局部麻醉剂，田参谋又是那样温暖宜人。但悲苦会像牛虹一样毫无先兆地袭来，在狂欢的聚会之后，从五彩的灯光中走入黑暗，我会看见伊喜像树桩一样突兀立在面前，有小鱼一样的眼睛和着星光闪烁……冬天的时候，每一次酷寒都使我想起高原。我不能看到冰，尤其是那种很洁净很纯粹很坚硬的冰……我拒绝去摸冬季室外的水管，那种金属粘手的感觉，会使我想起一只脱落的桶钩……

我时时为自己开脱：这是为了河南一家贫苦的农民着想，甚至是为了一位我所不认识的不识字的农村姑娘着想，那个长着小鱼一样眼睛的青年，对他们至关重要。

于是我有了一种殉道般的宁静。

后来我得知伊喜提了干部，后来转业回到了河南。

毕业后，我和田参谋结了婚，调到海军，从此远离了呼啸的高原。又一同双双转业回北京。

工作很安逸，孩子也大了。父亲和田部长都已故去，母亲与我们同住，女婿与丈母娘本来就很好相处，这是弗洛依德说的，田参谋又是母亲为我相中的，因之很和睦。

太和睦的日子就像太肥沃的土地，容易滋生奇怪的秧苗，我开始写些文章，登在报纸上。主要是我当医生的感悟。电视广告里，除了化妆品和酒类。就是喋喋不休的药品广告，医药已经像大气污染，渗入到我们所有的空间。我想写出独特的医散文。

我把伊喜的信放在一边，我开始把地板拖了一遍又一遍。又擦壁灯的装饰，是许多片状的流苏，每刷三四瓣就要洗一次抹布。妈妈说街上在迎接奥委会视察组大搞卫生，但他们不会到咱们家里来，你这是干什么？

我只是想锻炼下身体，妈妈！

我竭力想象信的后半部写了些什么。这是一枚三千年一成熟的桃子，我愿意在眼睛未尝之前先用头脑将它咀嚼。

当年的小田如今的老田回来了，他在一家政府机构当处长。你好像很高兴。他说。

吃罢晚饭，母亲和先生还有儿子看电视。我独自到卫生间去。家很狭小，你的喜怒哀乐都逃不脱众人的眼睛。我不知道伊喜要对我说什么，我不知道自己将呈现什么样的表情。

我急切地抖开那封信，后面的话极其简单：我最近要到北京去。请将你的地址告我，我去找你。

我把信封又抖了抖，好像那是盛过芝麻糖的口袋。

就这么多。

我哑然失笑，信是经过编辑部转来的，伊喜他还能说什么？掐指一算，因为转递信件，距他写信之时，已颇有些日子了。我不知他的“最近’是怎样一个时间范畴，赶快将我的工作地址用电报发给他，发往那个距兰考很近的县。

我想先在单位见到他，而不是在家里。

那几天，我沉浸在莫名其妙的喜悦与期待当中，甚至还有几丝恐惧。十几年过去了，我老了，我们都老了。我不知道他见到我时将是怎样一副表情，我只是对自己说，不论他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不要吃惊。

我想象我会在马路上、汽车里或是菜市场旁遇见他，我对每一个路人都充满微笑。那几天我格外注重仪表，我并不认为这是女为悦己者容，我只是想为自己多挽留一份青春。无论过去的事情怎样评说，我愿意今天美好。

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伊喜没有来。

我开始怀疑是否我拍发电报的地址不准。我只写到了县，没有更详细的地址，因为他的信封上就到此为止。我想他是否在县电影院放电影，人们对他的名字是否家喻户晓？我设想了一百种见面的方式，九十九种渐渐消失在等待中。会见以最普通的程序开始。

我就职于一家银行总部的卫生所。因为是金融重地，门禁森严。所有的来访者都必须在大门外电话预约，然后由主人到会客厅把来者接人。

秦大夫，你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