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这个堂堂的国家主席，还没等到一部哪怕不太完备的法律，一个哪怕不太健全的法制，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置于死地。置一个国家主席于死地的法律，根据何在?

比起“我们还是靠我们这一套”，刘少奇所倡导的法律、法制什么的，是不是很天真烂漫?

更不要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后，批判“司法独立”是资产阶级观点，取消了法制局和司法部。一九六O年开始，又命令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合署办公，没有了公，检、法三者之间的相对独立，从而也就没有了各司法机构间的相互制衡。

幸好男婚女嫁方面，还有个托派分子王明起草的《婚姻法》可以借鉴。不过，谁又能指望一个托派分子，对《婚姻法》有什么科学性的贡献?

面临不论什么理由导致的家庭破裂而又无计可施的女人，至少还有《铡美案》这一出成为依据，成为对付不管什么理由婚变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法宝。

当故事叙述到这里的时候，“陈世美”已经在一个角落里，摩拳擦掌地等待着还没有出生的胡秉宸。即便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一统天下，也不是没有补救的办法，可是那时候的人很呆、很死性，不懂得使用“外调”这种既可翻天又可覆地，一瞬间上天、一瞬间人地的手段。

石灰窑子离叶家不过二十多里地，居然就没派人到那里外调一下：能不能把姑娘许配给叶家?

秀春的外祖父在应允这桩婚事前，不是没有犹豫过。

他不那么看重聘礼，这和财大气粗无关，只因他是个有气振的东北汉子，对鸡毛蒜皮、装腔作势极为不屑。因此他反感叶家的聘礼过于玄虚——哪怕一块土坷垃，也用红纸煞有介事、一包包地包着，一盒子一盒子地抬着，一抬好几架。但他对此没有说出什么，只是背着手摇头又晃脑，想着怎么推诿，才能让那来说媒的，拐了八道弯的亲戚下得台面。他这样背着手踱来踱去、摇头晃脑、思前想后的时候，不像——个地主兼猎人．倒像一个豪放派的、正在吟诗作赋的文人。更不像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戏剧、小说、电影里的地主那样，獐头鼠目，心黑手辣、广收暴敛，除了租子六亲不认。

想来想去，还是一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如他这样思维、办理事情的人，如何维持、治理、发展那样一个地主之家?实在逆反地宅之常。

这时有人来招呼他，大门拍得山响，嗓门也很敞亮，和坐落在林海雪原里的石灰窑子很是相称：“人已经联络好了，明天一早上山打狍子。”一听打猎，秀春的外祖父就开始心猿意马。他最爱打狍子，家里净吃狍子肉。到了冬天，一家子人吃火锅用的抱子肉、野鸡肉、野兔子肉，全是他猎来的。

转脸看到聘礼上的那笔字，他停住脚步，寻思起来，立刻想到家学渊源：

这个穷人窝在本世纪初石灰窑子里的业余猎人兼地主，很奇怪地迷恋上知识，这种迷恋居然使他把两个儿子送到省城，上了洋学堂。他的正屋里甚至还有一张大书案，书案上摆着文房四宝，虽然称不得上品，价格却也不菲，因为难得使用，更像一道点缀。就像后世人们有了点钱，又不懂得何为绘画艺术，就花钱雇个三等画匠，给自己画张两米高的肖像，挂在客厅或是回旋楼梯侧面的墙上，以示风雅，兼及资产的说明。否则也也不会给女儿起了那样一个文气的名字——墨荷，与文房四宝连带的“墨盒”，不无谐音之趣，既有荷，就有莲，叶莲子的名字，可能便是由此而来。

他的文明程度还表现在各辈夫妻有各辈夫妻的单独房间，而不是按照当地习俗，一大家子人按辈分顺序排列，成双捉对地睡在一张大炕上。这并不是因为他有房产钱财，当地就是有房产钱财的人家，也不一定像他这样做。

他又扭头看了看来说媒的——那个绕了八道弯的亲戚，便骼膊一甩，同意了这门亲事。

从思量着如何推诿，到一甩胳膊同意，前后不过二十来分钟，可见他是如何地胸无定见，尽管还费了一番思量。其实他的推诿根据不大，同意的根据也不大。

吴为考虑问题那种舍本求末的方式，不会说“不”的毛病，一旦面对需要当机立断的大事就临阵脱逃的懦弱，可能有根有源。叶志清能写一点，会算一点，这大概和他父亲不但是村里惟一的私塾先生，还是个秀才有关，因此叶家又算得是村里的书香门第。

说到这个乡下的私塾先生，难免不想到孔乙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