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小姐，除了家里的长工，没有多少接触男人的机会。可吴为的外祖母墨荷，并没有顺理成章地和哪个长工私奔，倒是正儿八经地经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到了叶家。可也不能说她墨守成规，从她行为处事的方式，看不出墨守成规的迹象。她能按着规矩嫁到叶家，也许是家里没有雇着风流的长工。

吴为的思维方式可能早有缺陷，把一生中的很多时间、力气，都花在了没有意义的设想上，或是叫做白日梦。很像《白夜》那本小说里的男主人公。

好比她常常设想，如果她的外祖母和哪个长工私奔，根据毛泽东的阶级分析理论，叶莲子或许从小就参加了革命，或许还能成为抗日联军的英雄……

她始终不能平衡——生活里有如此多的可能，又都说天无绝人之路，而她的母亲秀春，也就是叶莲子，却为何没有一条出路?

吴为更为自己的生不逢时自谴自责。由于她的出生，不但葬送了叶莲子曙光初现的幸福生活，也耽误了叶莲子与顾秋水同赴延安的机遇。否则，一九三八年到达延安的叶莲子，完全可能成为一名革命老资格，与胡秉宸不相上下，可能比他混得还好。自己说不定也会在延安出生，成为延安保育院里的红孩子，坐在马背上的摇篮里，进了北平。

青少年时代的吴为，向往革命生涯，崇拜各种英雄，惋惜自己不曾有过献身革命的机遇，只好企盼一个机会——有朝一日伟大领袖毛泽东得了重症，她会毫不吝惜地把一腔热血贡献出来，以挽救他的生命。这也是她无数白日梦的一个。

她后来对胡秉宸的迷恋，和胡秉宸的革命经历有很大关系。有一首歌叫做(我是你终生的新娘)，对吴为来说，胡秉宸则是她终生的英雄。

吴为总是把男人的职业和他们本人混为一谈：把会唱两句歌叫做歌唱家的那种人，当做音乐；把写了那么几笔、出版了几本书叫做作家的那种人，当做文学；把干过革命、到过革命根据地的那种人，当做革命……

这种一厢情愿和联想力过于丰富的毛病，可能来自她外祖母的那个家族。就像她的曾外祖父，把叶家聘礼上的两笔字，与家学渊源等量齐观一样。岂不知大部分情况下，会唱歌和音乐根本不是一回事；同样，会写两笔，甚至出版了很多书的人，和文学也根本不是一回事。

吴为则既热爱革命，又热爱音乐，又热爱文学。综观她这一生所选择的男人，差不多都和这种爱屋及乌的情结有关。《尚书大传，大战篇》有“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于她则是“爱乌者，兼其屋下之人”，或双相通用。她的热爱要是再多，怎么是好?那么她这一生更是非常、非常地热闹而麻烦了。

所幸她热爱绘画的时候，已近日暮途穷。

如果对秀春妈妈那个时代的婚姻作个普查，皆可归结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产物。这种配偶方式，使很多婚姻沦人不幸；一九四九年以后，作为解除不幸婚姻的头号理由，沿用了不短一段时间，使一部分男人得以心安理得地以旧换新，而不像后来那样费尽周折。

以后再有人打算以旧换新，或即便不是以旧换新，而是货真价实的婚姻破裂，就“过了那个村没了那个店”，一律成为《铡美案》那出戏中因中状元被皇帝招了驸马，休了糟糠之妻，又被青天大老爷包龙图铡了脑袋的陈世美。

姑且不论历史真伪，仅就戏论戏而言，距北宋包丞相处铡陈世美，已经八百几十年过去，直至如今，这一罪名仍然顺乎国情，行之有效。

不少男人都有过被打成陈世美的经验，就像后来很多人被打成这个“分子”、那个“分子”一样。

“陈世美”是什么罪行?法律条款上无处可考。就像各种“分子”是什么罪行，他们的刑期靠什么来定……法律条款上也无处可考一样。一九八O年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宪法和选举法，没有民法、刑法、诉讼法，人们上哪儿查去?就连明镜高悬的法院办案，也只好参照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司法界人士不是没有尝试过制定法律，健全法制。早在一九六二年，董必武老就负责编制法律，而编制好的法律草案呈审后，却一直未见下文。

国家主席刘少奇一九五六年又说：目前我们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就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

一九五七年马上遭到不可抗拒的申斥——我们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会议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这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