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帆并不十分在乎胡秉宸找个寡妇之说。现在与刚进城的时候不同，干部们早已换完了太太，换过的太太与乡下老婆不同，各个能说会道，识文断字，有些还经过革命的训练。太太们的儿女也都长大成人，他们不但要维护自己母亲的利益，还要维护自己的利益，比之乡下那些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见多识广，由这样的家庭和社会组成的铜墙铁壁，谅胡秉宸插了翅膀也飞不出去。再说他日前的地位本就岌岌可危，他的对手们摩拳擦掌伺机以动，闹不好就自绝前程，这个约束比她的约束厉害多了，以她对他的了解，他就那样甘于寂寞?

“我要是想干，一个胆子就够了。”胡秉宸挑衅地直瞪着白帆的脸，又用一个可说哂笑也可说调笑的笑，作为本次交锋的结尾，不再和白帆纠缠下去，拿起外衣和便帽，按时按点到老地方等吴为。

老地方在公园一个鲜为人知的侧门，门旁还有两棵刚刚过人的松树，站在那两棵松树后面是很难被人发现的。他等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为每一个瘦长女人的身影心动不已，一面觉得是在扮演一个十分无聊的故事里的老角色，一面感到自己的心一寸一寸往下坠。他尝到了被一个女人抛弃或愚弄的滋味。

女人的力量不在于把男人弄得神魂颠倒。把男人弄得神魂颠倒算不了什么，随便和哪个女人，只要上了床，男人都会神魂颠倒。女人的力量在于把一个刚强的男人揉搓得失魂落魄。吴为就这样随意处置一个男人，而那英雄一世的男人还要苦苦地等着她。

胡秉宸发觉自己的眼睛居然有点湿，实在荒谬之极。像他这样一个男人，居然眼睛有点湿!委屈?伤心?绝望?怕失去她?可他更多的是气愤。最后明白等不着吴为了，便昏昏沉沉信步往街上走去。经过一家邮局，进去买了一套廉价的信纸信封，在邮局那巴着一块块糨糊的绿漆台子上，给吴为写了一封信——我在邮局，含着眼泪和异常悲愤的心情写这封信，这种心情对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来说，应该早不存在了。对于像我这样对任何事情都非常认真和忠实的人来说，这是一种伤害，对生命的伤害。这样伤害。一个人是很不应该的，当然是他自己走上这条路的，但终究是可悲的。我觉得忽然老了许多，大约这就是同文艺界打交道的必然下场。请原谅我在悲愤情绪下写的一切。

回到家中，白帆问道：“干什么去了?”“和女人约会去了。”

她白了他一眼，“说什么鬼话！”

他说真话的时候，白帆反倒不相信了。胡秉宸心力交瘁地回到书房，一头扎在那张小床上，很快就昏沉睡去。白帆很久听不到胡秉宸的声音，走进他的书房看了看，发现他脸上有一种萧瑟，忽然有些怅然，觉得他们多年来过着极为疏远的生活，真不像是夫妻。要说她不爱他、不关心他，真是冤枉“文化大革命”中胡秉宸挨整，她曾发誓要为他的昭雪跑遍所有部门；他被关押的时候天天都去探监，不怕他人说她划不清界限；甚至为他怀疑起从不怀疑的“句句是真理”，至少认为对丈夫的结论处分绝对错误。

有个地位很高的老同志警告她：“白帆，你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了。这可是个原则问题，希望你站稳立场。”她说：“老胡是个好同志。”

对白帆来说，最宝贵的不是生命而是党籍，但是为了胡秉宸，她宁肯冒被开除党籍的危险。这样的爱，难道不比那些甜哥哥蜜姐姐之类的男女关系更崇高、更伟大吗?

他要找个寡妇!也许是玩笑，可他最近怎么想起做爱来了?

过去就隐隐约约觉得胡秉宸思想不甚健康，几次出访回来，带些所谓艺术品、唱片也就罢了，竞还带了一个绿瓷的裸体女人回来，放在书房写字台上，抬眼就能看见，外人看了怎么得了?她对胡秉宸说：“你不认为这些东西和我们这个家格格不入吗?”

“我们家是什么‘格’?我们在江西的时候，你不是还学过钢琴吗？”胡秉宸颇有意味地说。

在爱和良知的夹攻中，胡秉宸觉得自己就像乘着一艘坏了舵的船，在漆黑的夜里，只能不辨方向，随着那没有舵的船任意漂流；又像锅上烙着的一张饼，两面受煎烤。

他们越陷越深，也就越难舍难分，这个问题也就越来越尖锐。

非此即彼，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

直到吴为看到一篇小说，有个与他们情况差不多的故事，正是通过三人开诚布公的谈判解决了问题，便照着小说上的办法给白帆打了一个电话，希望就三人目前的状况会谈一下。“你是谁?”白帆问道。跟着吴为也问了问自己：是啊，我是谁?不好回答，只能含含糊糊地说：“我……我想和你谈谈。”

“你是谁?”白帆隐约已知来者不善，坚持追问下去。“我是吴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