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对佟大雷过剩的精力，认识得太不足了。

如果“永动说”不能在物理学上成立，那些对“永动说”执迷不悟的科学狂人，最终可以在佟大雷这里得到极大的心理弥补。

胡秉宸那里也是每天一封信。吴为对着那些信说：“不，我不给你回信。”果然没有一字回复。

她在山坡上爬来爬去，天边的云就低了许多，也像从来没有胡秉宸那个人似的按时起床、睡觉、工作，写点什么……渐渐觉得日子和她都像云一样平滑了。有时也想到自己的自私，为了逃避这个爱，把母亲和女儿扔在北京，难道她们不想念她、不需要她的照顾吗?

可是胡秉宸突然来信，说肠子上长了什么东西；已经住进医院等等，那平滑的云或是山坡马上完蛋。

她连夜赶到县城，拿着手电筒在阡陌小路上疾步赶路，除了远处的狗吠，只有那束手电筒的光亮，在黑暗的包围中渺小无力地颤动着。

县邮电局的木板门，敲起来响彻整个寂静的山村小镇，可是工作人员像在石头里冬眠。她咬着牙、闷着头不停地敲，直至敲开一扇木板窗。一个头发直竖的脑袋从里面钻出，“什么事?”

“打电报。”

“这里没有电报业务。”头发直竖的脑袋又缩回石头里去。

此时吴为变得十分聪明，她想到了县委会。果然有灯光，有人值班，安静地过着一个山区的夜晚。她拿出工作证，信口雌黄地使用着“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招摇撞骗的伎俩：“我有急事，必须马上请示……”

中年人对她的证件肃然起敬，那么容易地就相信了她，“没问题，没问题。”甚至高兴有机会帮助她，同时也有能够使用权力的慷慨。

吴为好一阵惭愧，欺骗这样一个对中央部门怀着如此敬意的人实在可耻。

她真想对他说“我其实……我不过急着要用电话”，却变成了“我可以付电话费”。

“都是为了工作嘛。我这就让接线员给你接电话。”

他走到院子里，大声吆喝着：“小王，小王!”这一吆喝肯定把全院子的人都得吵醒，可只有一间屋子的灯亮了，也许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夜牛吆喝。叫做小王的，摇着一个二十世纪初的电话机，把她要的电话号码传递给遥远的一部电话机，她要靠着这样复杂艰难的链接、运载，把她的焦虑从这个小小的山区，传达到胡秉宸那里。

这古老的山镇、古老的电话机和古老的生活，让她突然有了瞬间的反省，比之它，万物的虚浮不过是很不清晰的一个闪念。

电话终于接通，有山有水的距离在线路中声声漫漫，忽断忽续，“喂……”当她听见胡秉宸的声音时，似乎又要昏倒下去，瞥了一眼一旁的小王和中年干部，挣扎说道，“我接到了您的信，”并不是为了隐瞒，而是不愿亵渎小王和中年干部协助她的真诚，“我想请示一下，我是否……是否留在这里继续工作，还是立刻返回?”胡秉宸的声音听上去很虚弱，确有重病缠身的样子。

听出吴为的焦虑，胡秉宸更加利用起来，他当然要她立即返回。

他没有说医生已经确诊，肠子上那块东西不过是块息肉。吴为也没有问是不是癌，——既然她没有问，不说也不为过，只用更为虚弱的声音说了一个“喂”。

要是他用更虚弱的声音说一个“喂”，也没有什么不对。夜间，他正睡得迷迷糊糊，脑子不够清醒或是嗓子发干等等，“我觉得你的工作不一定非得在那里完成，这里毕竟是变革的中心……我想你不如回来，不要失去感受这样一种氛围的机会。”他在电话里只能说这样的官话，好在这样的官话说起来得心应手。她在电话里也是吞吞吐吐，显然一旁有人。

吴为却理解为他的情况不妙，说：“好，我马上回来。”

马不停蹄赶回北京，放下行李就到公用电话亭去打电话。胡秉宸上来就是一句：“亲亲，你可回来了。”吴为赶快转过身去，用背对着守电话的人。能把吴为千里迢迢扯回来的，是胡秉宸到底有没有生命危险，而不是这声“亲亲，你可回来了”。

“喂，你怎么不说话?喂——喂——”他以为她生了气或是电话线断了。

“等一会儿——”她像刚刚跑完一个全程马拉松，声带干得要裂了。

到了现在胡秉宸还不肯告诉吴为，实际上他什么病也没有。

“我……可以去看看你吗?”

“不行。”

“为什么?”

“我怎么和别人说?”

对，他怎么和别人说?他们的关系是见不得天日的。她有什么资格关心他有没有生命危险?可是他们之间到底有过什么关系?除了那一个短暂的、来不及体味就瘫软过去的接吻?难道他一封信接一封信地催她回来，就是为了对她说一声“亲亲，你可回来了”?而她居然为这个见鬼的理由，千山万水地跑了回来!

胡秉宸却享受着这种日子。日子过得颠三倒四，早上一睁开眼睛，满眼都是吴为；晚上一闭上眼睛，满眼也是吴为。连湖面上随水流动的落叶，在他的眼睛里也变做画笔渐次的排列，显出像情绪化的吴为那样难以捉摸的色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