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为局促地站在书房门口，不知应该坐下还是继续站着，只好翻翻书架上的书。

更没有在他那张单人床上留下目光，或马上意会他和白帆并不同房，随之再意味深长地看他一眼，而是像梦游人那样，有种被意外弄得恍恍惚惚的傻相。胡秉宸在抽屉里怎么找也找不到那支笔，原来笔就在手里捏着。他同时想，除白帆之外，吴为是第一个走进这个纯属他个人空间的女人。吴为没有说“谢谢”，接过那支笔就揣进了口袋。她的手，在口袋里紧攥着那支笔，不管是洋人送的或不是洋人送的，不管它金贵或不金贵，哪怕是一支如她常用的一角二分钱的圆珠笔，她也会这样珍爱地捏着。毕竟这是从胡秉宸身边来的第一件可以摸得着的东西。

“恐怕路上不安全，我还是送你回去吧。”胡秉宸连想也没想就领着她往前走。

他们在没有抽条发芽的树下走着，那时的夜还很清寂，行人车辆不多，好像整个城市就剩下他们两个。也许因为刚才说得太多，也许他又反省起来，直到分手再没有一句话。

10

日子又像以前一样平淡无奇地过下去了。那个下着雨和雪的夜晚，足够吴为回想一生。如果她还有什么奢望的话，就是要写得更好、更多，以回报胡秉宸给她的这个夜晚。

可是胡秉宸不让吴为安静地写，安静地活。

逢到召开全部职工大会，他就在一排挨一排的座位上，寻找她那张并不美丽、毫无特色的脸。

大会休息时，他不在休息室里与部长们高谈阔论，而是跑到台下，在下属中穿来穿去，一旦瞥见她的身影就会停下与距她很近的某个职员寒暄几句，一旦从眼睛的余光看到她被雷电击中的样子并向他这边痴痴地望着的时候；便匆匆走开。

或在大庭广众之前，克伤大雅地拦住吴为，说几句关于她创作的话。即便部里职工看见他和吴为谈话，作为领导，关心一下她的创作也是应该的。吴为远远地、暗暗地抗拒着胡秉宸设下的陷阱，也抗拒着自己。可是她怎么能抗得过胡秉宸?有时写封短信给吴为，她闹不清要不要回信——如果不回信，他就会在家门外等她；如果回他一封信，说不定就会惹上一通教训，口气之冷与若干年前他们夫妻二人联手写给她的那封信大体相同，只不过是他一个人的签名。

吴为好不容易得到两张《茶馆》的戏票，打电话请他去看，却得到这样一封回信——不要再打电话来，也不要再这样写信，不论你怎么“亲启”、“内详”都是一样。我每天收到若干封信，也有写“大人”亲收的，也是一样按公文程序处理。至于电话，参加听的人至少有一打，还不算那一头的，徒然增加许多麻烦。如果要我办什么事，可以写信到家里，还要对家中人间好。所以首先是不要这样打电话和写信。

你那个火车站的主题，我看有些像十九世纪的东西，什么“传宗接代”!都是十九世纪的事，离我们已经很远了。还有什么“统一论”!在许多地方已经无可挽回地一去不复返了。在我们这里，二三十年内也要成为历史陈迹。那些电影喽、小说喽，只在人们怀旧时才去看看，读读。老太太们叹一口气，说声今不如昔。在实际生活中很快就要不存在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历史是无情的。

当然，无论如何，我们还处在变革的时代，各种胃口的人都有，所以祝你成功。

她又没在电话里说什么，再说他们之间有过什么，又有什么可说!这一通无名之火从何而来?这一通“如果要我办什么事，可以写信到家里，还要对家中人问好”的维权运动，又让她想起“胡秉宸白帆联手战吴为”的那个雪夜……

吴为真正不懂了，胡秉宸想干什么?好像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在笼外吊着一块食物，撩逗着一只笼中的饿兽。原来自己不过是只关在笼里，无法逃遁、供人消遣的兽。

原来又被胡秉宸玩儿了一把。她开始怀疑胡秉宸的人格，反抗在心里滋生。

哐当一声，把自己锁进黑暗的角落，敛起被胡秉宸撕得支离破碎的自尊和脸面，再一块块拼凑起来；又用这个实际上无法完好如初的自尊、脸面，把自己严严实实罩了起来。没人能够知道，吴为是如何修补这个脸面、这个自尊的，就是胡秉宸也永远不会知道。

收拾好自己这堆破烂垃圾，又从这堆破烂垃圾中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无论胡秉宸怎样花样翻新，也不再理睬他。

她回到只要努力就永远不会抛弃她的文学。她付出多少，文学就实实在在回应她多少，永远不会耍弄她。

这不也是对胡秉宸最好、最有力的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