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史峤从腰间拔出一支袖珍手枪，扑倒在大别山一条沟壑中等待他那位优秀侦察员之后，胡秉宸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只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史峤因被捕问题又受到不少冲击，之后听说安排在党的哪个监察部门工作，然后又没有了消息。遗体告别后，胡秉宸到休息室探望，不论他对岁月沧桑有了多少认识，还是不能相信眼前这个人就是那个儒雅的史峤。像刚从岁月的尘埃中爬出，灰头灰脑，除灵魂之光在眼睛深处那条时光隧道的人口偶尔一现却又立刻隐人黑暗时，哪里还看得出是大学的高才生?又哪里看得出曾“恰同学少年……粪土当年万户侯”?

因李琳叛变被捕经组织营救出狱，又经组织甄别审查后，史峤以为一切问题一清二楚，根本没想到谁又在他的档案中加了一个“犯有政治错误”的结论，一直怀疑他有变节行为，直到乱了章法的“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才曝光。

史峤何止是伤心!他是灰心，彻底地灰心了。

“文化大革命”中，所有从法西斯那里趸来的手艺都不能摧毁的史峤，却让灰心摧毁了。

那时他反倒常常想起胡秉宸的兄长胡秉宸，终于懂得胡秉衰当年对他说的那些话，才叫句句是真理。回首当年，为什么不与莫逆胡秉宸一同去研究佛学?像他这种人，怎能不自量力地闹革命?不过他到底是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楚。

仅就他那一脸的苦相，与其说是一个共产党员，不如说是一个圣徒或苦行僧。即便还是党内相当级别的一名领导时，也是一副无可言说的样子。

曾有相当级别的史峤，也不知这个结论会随着时代变化升值，本采一两重的结论，可能会渐渐攀升到无法度量的地步。如果史峤知道这么回事，一定会像签订一份合同那样，逐字逐句按照法律条文将当初组织上的那个结论，规范得无隙可乘。可谁能看得到自己的档案?谁又能知道你的档案里塞了什么?

这个不为史峤所知的包袱一背三十多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才落实政策，变节行为一风吹去，可是他已进入暮年，耳聋眼花，又在关押中得了风湿痛，腿关节变形，行动不便，如一架报废的机器，这个落实又有什么意义?

多少年来史峤都绕不过那个弯子：上级领导也好、同志也好，怎么不想想那个非常简单的推理?像他这样一个重量级的地下党被捕，他们那个系统的地下工作何曾受到些许损失?他的出狱难道不是组织营救的结果?竟怀疑他有变节行为，像对待叛徒那样对待了他几十年!

可就是没人想一想。不再以变节论处!难道还让他像重见天日似的高唱“太阳出来了”?

几十年来风吹雨，除见老一些，胡秉宸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变化。史峤一眼就认出了他，握一握手，默默相对，连一般的应酬话也没有。真是相逢一笑间，往事成烟。作为与他直线联系的下级，胡秉宸应该很清楚当时这件事，史峤也曾对调查他的人说，胡秉宸完全可以证实。胡秉宸也的确为他证实过，可那些人需要的不是事实，他们需要的是在蹂躏和作践中确认自我……还有什么可说?如果说一说之后这台机器还能启动，那就不妨说说；现在这台机器废都废掉了，还谈什么启动！胡秉宸只说了一句：“多多保重！”没有打探一句别后的情况，问一句是否需要帮助，或说一句“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总之说什么都不合适。

史峤只说了句：“谢谢。”除此也是说什么都不合适。

胡秉宸步履迟疑地走出了休息室。与史峤的重逢，给了多思的胡秉宸以极大的震撼。

回到家里，进门就见一个着中山装的老乡独自坐在厅里，那套中山装很隆重地“装”在身上，显然是为这次会面特备的。见胡秉宸进门就扑上来拉住他的手，紧紧握在自己的手里，熟络得不得了地说：“可见到你了喽，老领导啊，硬是不易！”

胡秉宸实在想不起何时领导过这位老乡，借放报纸的机会抽出自己的手，倒不是对老乡的无礼，而是绝对不喜欢与一只同性的手这样紧握。

白帆忙从里间出来解释：“说是你过去的一个地下老交通。”

老乡说：“胡领导啊，你怎么不记得我呢?记得吗?还是我调查得知，打银器的贫农咋个变成地主了嘛!”什么银器!什么贫农变成了地主!云里雾里让胡秉宸摸不着头脑。

一九四九年后不少人到京城来认老同志，可那一浪早就过去几十年了，怎么到现在还有人来认领?会不会是个骗子?

老乡并不气馁，依旧热情提示，胡秉宸这才想起几十年前的旧事，人也随之热情起来。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又掀起反共高潮，在国统区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地下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一些党员脱离了党组织，有些支部已徒有其名。同时国民党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蓄意制造与八路军、新四军的摩擦。为应付突发事变，建：立地下秘密交通的工作被提到日程上来，胡秉宸受命建立一条地下通道，以备国共关系公开破裂时，将那些身份公开、无法隐蔽的党的重要骨干，疏散到安全地带。

胡秉宸背了个小包袱，用一个多月时间，将沿途情况一一作了了解。在此基础上，选定了几个联络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