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终于看见杨建华露了面，便急忙喊住他。

杨建华站住了，惊奇地望着肖玲：“星期天你还加班吗？”

肖玲觉得自己忽然间心慌得不行。她从来在建华面前不敢随便逗笑，建华对她也向来没有微笑。

她镇定了一下自己：“我想问问你，散会后有事没有，我有点事想跟你谈谈。”

建华看看表：“我得去老队长家里一趟，咱们另找时间。”

肖玲赶紧接口：“不，我跟你一同去老队长那里。”她有点紧张地望着建华，生怕他不同意。

“也好。”

他们一同走下楼梯。

“老队长为什么不上班？”她问。

“他对陈宝柱的警告处分不满意，要求开除宝柱。”

“那你就舍卒保帅吧。”她说。

“为什么？”他看看她。“开除一个人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关系到那个人的前途。我们不能对人这样不负责。”

“可是……”她的话几乎要冲口而出。

建华帮她把自行车从车棚中推出，自己也推出车。两人翻身上车。

“建华，”她不自觉地采用了亲昵的口吻，“该狠心的时候也得狠狠心，否则，影响太大了。”

“我们办事要将心比心。你看到陈宝柱家房子漏雨的情况，也看到了陈宝柱母亲的病情，怎么能不顾原因，随便处分一个人。处分可不能分什么‘卒’和‘帅’，看人下菜碟。”

肖玲沉默了，那天她随着三队一块去普店街，给陈宝柱家修房顶，陈家的情况她看见了。但那时，她的注意力全在建华身上，根本没有细想想陈宝柱的窘状。

“而且，虽然对陈宝柱谁也不能打保票，可我们总不能把他甩给社会，我要尽最大努力改变他，我就不信我们就这么无能。”

“可公司里有人反映你不讲原则……”

“这种原则谁也会讲。”杨建华有点动气，“开除了他，他在工程队不捣乱了，难道让他到社会上去捣乱？”

“你在最近一个时期处理问题时千万要慎重。”

“为什么？”

肖玲迟疑了一下，还是把要冒出的话咽了回去：“我觉得是这样。为陈宝柱老队长不肯上班，容易让人说闲话。”

杨建华笑笑：“老队长那里，今天你就看我的，保证说服他。可气的是那些想专靠整别人表现自己原则性强的家伙。”

杨建华知道有人在老队长那里煽风，而且这个人就是副经理严克强。他比建华长一岁，中学毕业分到市政工程二公司当了两天工人，由于能写两笔，很快调到公司宣传科当干部。“四人帮”粉碎后，宣传科长因是造反派头头而被免职，严克强便当了科长。三年前公司班子调整，严克强作为年轻干部，选拔到公司领导岗位上来，成了年轻的公司副经理。不知为什么严克强专找三队的毛病，公司里艰巨的任务历来交三队去干，但表彰的时候，又千方百计贬低三队，老队长为此火透了。严克强在中学时就好嫉妒人，和建华关系也不好。这次严克强听到三队发生打队长事件，而且建华也动了手，顿时来了情绪，亲自看望了老队长三次，每去一次，老队长的态度就变得更加强硬，他这样哪里是做工作，分明是给老队长加温，给建华施加压力。

杨建华很生气。但他不知道，严克强之所以在三队打人事件上大做文章，恰恰是因为他与严克强成了经理人选的竞争对手。他在基层工程队，对上面人事安排的酝酿一无所知。

老队长住在北市的一片平房区，这是刚解放时盖的第一批工人新村，当年红砖灰瓦，煞是气派。三十年一晃，这儿东盖西搭，一副脏乱不堪的样子。

建华敲了半天门，老队长灰白的头发才乱糟糟地从门缝中露出来。他望望门外这两个人，连招呼都不打，背转身，一步步蹭回屋里，躺了下来。

建华和肖玲两人各自找了一张凳子坐下。

“老队长，您好点了吗？”肖玲见建华不吭声，便主动问候。“大家都盼着您早点上班。”

“那混蛋开除了？”老队长脊梁对着他俩。

“这……”肖玲语塞了。

“不开除他，别来找我。”老队长闷声闷气。

杨建华没有接腔，不动声色地递去一个纸袋：“这个月的工资，您点点。”

听到这话，老头儿立刻起身接过了工资袋。他仔细看看工资条，然后用拇指蘸口唾沫，认真数起来。建华非常熟悉他这个动作，每次发工资，他都这么认真地一张张捻动着，生怕发错了数。数完又仔细与工资条一笔笔核对，直到确信无误时，才小心翼翼地把钱装进口袋。那神态和他检查工程质量时一样一丝不苟。

他数完钱，脸上皱纹似乎舒展了一些。这么多天不上班，他一直担心扣他的工资，没灾没病的，这不是旷工吗？他觉得自己这样做对不起自个儿的良心。可不处分陈宝柱这小子，叫他老脸往哪搁？严副经理说得对，这样下去，队里这帮浑小子还不都登脖子上脸了。有公司撑腰，他便硬撑着在家闲呆，心却像火烧似的，恨不得能跑回队上看看，几十年来，他还没有这么长时间离开自己那个乱哄哄、热腾腾的工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