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年最近来信了不？”村长问。

“有几个月没接到信了，咋的，他出事了？”她慌了神，心格登一下跳到嗓子眼儿。

“没……没……他在城里当干部能有啥事儿。”村长低头抽着旱烟，对县干部说，“你说吧，她经得住事儿。”

县干部清清嗓子：“头一回跟你见面，但大妹子的名字在县里响着呢，全知道你是个英雄，为新中国挂过花，在村里处处带头，很坚强的。”

“同志，啥事你直说了吧，我全经得住。”

“伯年给县里来了信，想着和你办离婚，这不，组织上让我征求你个意见。”

她脑子里刚才转悠了几个个儿，男人病了？小原出事了？……独没想到他的嘴里说出的是这么一句话。

顿时，她只觉着天旋地转，悬着的心空了，变成啥也不知道的东西。

县里干部嘴还在说着什么，村长抽抽鼻子，抹把泪出了门。她直愣愣地坐着，啥也看不见，啥也听不着。

“……如果你没啥意见，同意了，就在上面摁个印儿。”

她看着前面一张印着字的纸，她知道那是离婚书。张柱家和她男人离婚，就用的这样一张纸。

就这么平白无故地和自己男人离了？她没有对不住他的地方，也不像张柱家的，男人是国民党特务，她嫌丢人，离婚是找婆家。自己的男人可是个硬邦邦的共产党员。

她天天盼胜利，盼解放，盼着和他团圆，胜利了，解放了，他又活着，她咋能和他离？

县里干部又说了一簸箩话，她一句听不进，就是摇着头不肯摁那印儿。县里干部走了。

那天晚上，她生了。孩子像是知道了她的苦楚，早了几天跟妈做伴来了。

月子里没人跟她提这事儿。公公婆婆整天价唉声叹气，家里能弄到的好东西，可着劲儿地给她吃。她吃不下，不想吃，冷的端走了，热的又端来，看得出婆婆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她。公公在院子里气哼哼地骂，骂野猫馋嘴忘恩负义，没良心，到处偷吃油腥；骂自己祖上没积德，养活出个牲口蛋子。她明白，公公这是在替她出气，骂自己的儿子，那个曾给全村带来荣耀的男人。

出了月子，她叫来村长，让他把县里干部找来摁手印儿。

“大妹子，你可要想好喽，摁了手印儿，后悔不得了。”村长提醒她。

“我想通了。他要离，你将就着，他心也早不跟你了，在一起过日子还有啥过头？咱是党员，还能学那些没出息的媳妇，死赖着人家？再说，他要离，有他的道理，他在城里当干部，咱在乡下种地，日子过不到一块儿。就是找去了，连个文化也没有，能帮他干点啥？他要是找上个能写会说的，不比我这个乡巴佬强？他有功，现在又管着大事儿，我不愿让他落个不好听的名声，我想，离就离吧！……”

她摁了手印。婆婆知道后，哭得一天吃不下一碗粥，死活不让她走。公公像头碾磨的驴，急得在屋当中打转转，这些年，多亏了这个媳妇伺候老人，家里地里一天忙到晚，还给高家生了两个儿子，这样的媳妇，哪找？让她走，天理不容呀。

县里考虑到她是老支前模范，村干部，也为着照顾她的生活和高伯年的名誉，很快就把她调到县妇联工作，刚安顿下来，杨德和就来了。

“嫂子，我知道信儿晚了，要不，咋也不能让他这样干。”

“别怪他，我自个儿同意的。”

“唉……”杨德和眼圈红红的。

“往后，你得替我照看我的小原，我不疑他爹对他不好，就是怕后娘不疼他。”想到儿子，她落了泪，不知儿子是跟着在城里当干部的爹好呢，还是跟娘在乡下过好。

“我接你进城住，找个事儿干，住着城里守着自己孩子就近了，想见了，就去一趟看看，以后，孩子大了，懂事了，不能不认自己的亲娘。”

她心动了，她想念儿子。而且，村里人总是为了安慰她，骂上几句高伯年，这让她受不了。索性离开这儿，离得远远的，让人忘了她，也忘了他。

她悄悄地随杨德和进了城。

乡下人不知她到哪儿去了，久而久之，果真不再提她。而她在普店街一住就是三十多年，住白了头发，住掉了牙，也对普店街这小屋、小院住出了感情。

杨元珍走进自己门口的小厨房。这厨房是老杨亲自推砖、和泥砌的。三十多年了，砖都糟了，顶上的木梁让长年的雨水淋得朽了。建华几次想翻盖，她总不让，还有老杨给买的那个腌菜坛子，宝贝似的放在柜顶上，怕让小蒙给打了。

到城里，一个乡下的妇女，抱着个连路都不会走的孩子，又没了经济来源。她隐匿下落走了，高伯年应给的钱也拿不到了。那段日子，全靠老杨接济。后来，他又帮她安排在小被服厂工作。生活上的难事，老杨全包了下来，修房，买煤，送粮，砌墙，……进了家就不歇手地干这干那。都姓杨，街坊四邻们都以为老杨是建华的亲舅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