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约？”在此之前显然已经同左懋第有过谈论，但这一阵子却像一具石像似的默默端坐的刘宗周，突然插口说，“建虏是什么东西？一帮无父无君、不知礼义纲纪为何物，惟知择肥而噬的虎狼禽兽！彼辈又会管什么定约不定约！何况，吴三桂此次引建虏入关，无非是意欲自保其富贵，也未必与建虏有何定约。即以朝廷此次遣使通款而论，学生亦疑是徒劳往返而已！”

“念老所见，自是高瞻深瞩。不过吴三桂世受朝廷厚恩，且身膺先帝重托，莫非竟不思图报，甘心认虏作父么？”因为毕竟怀着一丝但愿不致如此的希冀，钱谦益忍不住争辩了一句。

“既然神京失陷之日，做狗彘之偷生，摇尾事贼者，就有张缙彦、魏藻德、陈演这样的重臣，复有周钟、陈名夏、龚鼎孳这样的名士，又安能以忠孝名节责望于一介武夫！”

近一个多月来，随着大批明朝官员逃回南方，北京失陷期间的许多情况也传播了开来。刚才刘宗周提到的那几个变节者的显例，钱谦益在旅途当中也已经听说，现在被对方这么举证，他不禁哑口无言。半晌，才又迟迟疑疑地问：“左老先生此番出使，设若建虏有非分之求，朝廷将何以应之？”

左懋第沉默了一下，似乎在考虑这种机密该不该说，以及该说到什么程度。不过，钱、刘二人的声望和地位显然使他决定直言相告：“朝廷之意，是建虏若坚议分地，则割关外之地与之。今后即以关为界。此举于先帝在位之时，自是下策；惟时至今日，已属上策。但只怕建虏未必首肯耳……”听他这么说，钱谦益尚未来得及开口，刘宗周已经突然抬起眼睛，厉声说：“他不首肯，莫非就将关内之地割给他么？然则华夷之防，更复何在？祖宗陵庙，将何以安？有主此议者，当斩也！”

左懋第连忙说：“大人不必动怒。圣上之意，亦是如此。所以临行时，已面谕卑职，说金帛不妨优厚——彼助我剿贼有功，应输若干金，饷劳彼将士，复应若干金，俱可从宽允之。盖彼夷狄之辈，无非贪利，届时再喻之以我江南雄兵百万，已厉兵秣马，严阵以待，战必两伤；况且，若使流寇有喘息之机，一旦反噬，受祸当不止我朝。如此，或可令彼酋觉悟就范也。”

这话听来倒也颇有道理，但在座的三个人谁都明白，那毕竟只是一厢情愿之想。

当然，左懋第看来是不愿意自己说破的。而刘宗周大抵也同钱谦益一样，想到左懋第这次出使，实在是责任很重而成功的把握很小，而且必定艰险重重。他们出于对这位勇敢无畏的同僚的尊敬和同情，也为着不挫伤他的锐气，所以都闭上嘴巴，不再对此事加以辩难。然而，尽管如此，对于未来前途的可怕悬想，仍旧愈来愈强烈地震撼着钱谦益的内心，以至他手中的那只搁在一只小碟子上的茶杯，竞由于发抖而“得得”地响动起来。

四

有关北方清军最新动向的消息，引起了钱谦益的深切忧虑。

不过，他却不知道，就在隔壁僧院的一个八角亭子里，另一场关于时局的谈话，正在黄宗羲与来访的陈贞慧、侯方域之间进行着。

陈、侯二人是今天早上才从南京赶到丹阳的。本来，自从六月初那一次，在莫愁湖的聚会上，陈、侯二人因为郑元勋那封遗书，同周镳发生激烈争执以来，社内无形中已经陷于分裂。以吴应箕为首的一批社友，因愤于马士英悍然上疏荐举阮大铖，从而认定和衷共济的主张是根本行不通的，结果纷纷倒向了周镳的一边。只有陈贞慧和侯方域倾向于赞同郑元勋的建议，双双转到了姜日广的门下，继续担任幕僚。此外，也有个别人如张自烈，感到夹在当中左右为难，干脆跑到扬州，投奔史可法效力去了。所以，近一个月来，社内的几帮子朋友，基本上处于各行其是的状态，就连日常的联系，也几乎中断了。

不过，到了最近，朝廷的局势却似乎正朝陈贞慧所预测的方向转化。据姜日广透露，几天前，在阁臣们的一次闲谈当中，有人提及已故的复社领袖张溥。马士英出乎意料地接口说，他同张溥本是老朋友，当年张溥病故，他还亲自前往太仓州吊唁，并为之料理后事。高弘图听了，便告诉他，张溥当年的座师就是姜日广。既然如此，你们二位又何必相仇不已？姜日广明白高弘图的用意，于是当场表明心迹，并恳切地陈说了一番天下大义和千秋是非。马士英听着，老半天点头不语，事后就派他的亲戚越其杰出面，转达了和解的意愿。根据这种情形，姜、高二人认为，由于前一阵子，对方上疏举荐阮大铖一事遭到朝臣的强烈反对，甚至闹出几乎被黄澍参倒那一场风波，马士英大约也自觉脸上无光，颇为后悔。如果他真的愿意和解，那么从维护中兴大局出发，东林方面也应当稍示宽容，不要把他逼得太甚。因为江南政局的最大隐患，是以阮大铖为首的阉党余孽死灰复燃。而在目前的形势下，防止这种事态出现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把马士英争取过来。因此，姜日广特别嘱咐陈贞慧：要提醒社友们在近期内约束言行，尽量避免无谓地刺激对方。姜、高二人的这种部署，陈贞慧和侯方域无疑是赞同的。不过，当他们分头寻访吴应箕等社友陈说利害，提出告诫时，却得知一个消息，说是六月间，黄宗羲南下促请刘宗周进京赴任前夕，周镳曾经让他带去一份措辞激烈的疏稿，内容是揭发抨击马士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