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一点没事儿，爸。”罗伯特知道躲不过去了。

“但你脸上全是血……”

“我……遭袭击了，爸。”

“袭击？”胡伯特盯着看儿子那张血迹模糊的脸，一面叫道，“上帝啊！你遭袭击了？怎么回事？在哪儿？谁干的？”他走到罗伯特身边，用手摸他。“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内伤？我马上给海梅斯大夫去电话。袭击！我儿子罗伯特遭袭击了！就是因为我们的法律太宽松，到处都不安全，天黑了出去散步简直是冒险！我给海梅斯大夫去电话。”

“是个外国人，亚洲人，正在撬我的车时被我发现了。但他比我更快、更壮，会功夫，打得我落花流水。”

“我可怜的孩子！”胡伯特抱住儿子，亲吻他那带有血迹的额头，接着就发出了神圣的怒火。他用发抖的声音叫道，“就是这些外国人！我们还要忍耐多久？意大利黑手党，俄罗斯黑手党，罗马尼亚团伙，波兰盗匪，科索沃杀手……我们到底生活在哪个国家？50％以上的犯罪是外国人干的，而政府在干吗呢？无动于衷。警察呢，说自己无能为力。天哪！我们德国人究竟被置于何地？！”胡伯特喘着粗气，奔向电话，找到了家庭医生尤利乌斯海梅斯大夫，大夫答应马上就来。接着他又打电话给慕尼黑刑警凶杀案科，对方声称，此事不归他们管，因为被袭击者还活着。但对方还是有礼貌地把电话转给了有组织犯罪案科，即第十三科，管毒品案、团伙犯罪、敲诈勒索和隐蔽侦察。接电话的人是探长彼得赖伯。

赖伯先耐心地听取了方寸已乱的胡伯特的报告，然后说：“请您和您的儿子罗伯特来一趟我的办公室，好做个记录。”

“谁来？我儿子受了重伤！”胡伯特对着话筒吼道。

“他在医院里吗？”赖伯沉住气问。

“不，他在我家里。”

“他能走路吗？”

“他的双腿还没有被打断！您有责任来这儿看看一位重伤者。我是巴伐利亚州政府的哈比希处长，您要知道……”

“我们这就来。”赖伯挂上了电话。矛盾已经够多了，他不愿再添上一个又一个人之间的矛盾。即使没有什么事，伤了感情总不好。

“这不是存心嘛！”胡伯特重重地扔下了话筒，“要让他们知道，我不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半小时以后，刑警官员来到哈比希博士的家。这时海梅斯大夫已经来了，他给罗伯特做了检查，没有发现内伤，只是鼻梁骨裂，腰部、肩部和胸部有淤血，左脸肿胀，右额角有伤口。大夫给罗伯特的头部做了包扎，看起来挺严重的。赖伯探长进门时，罗伯特还穿着有血迹的衬衫，更是给人一个重伤者的印象。

“你们可来了！”胡伯特咄咄逼人地说，“时间真够长的啦。”

赖伯解释说：“我们遇上了堵车。”

“堵车？警察也会遭到堵车？你们不会拉警笛吗？”

“我们只在紧急出动时才拉警笛。”

“哦，这么说，我儿子罗伯特被袭击就不是急案了？有点什么屁事，就光听见嗒嘀——嗒嘀的乱叫，而真有重伤者要求救援时……”

赖伯对这些侮辱性的话只当没听见，何必找麻烦呢？别人总会说：那是一位过于激动的父亲在发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