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扭扭腰，这是他的著名姿势。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呵，你总是这样，丹东，在国民公会上你称我‘马拉这小子’。听我说，我宽恕你。我们正经历一个愚蠢的时刻。呵！你说我开玩笑？我是怎样一个人？我揭露了夏佐，我揭露了佩西翁，我揭露了凯尔塞，我揭露了莫尔通，我揭露了迪弗里什一瓦拉泽，我揭露了利戈尼埃，我揭露了默努，我揭露了巴思维尔，我揭露了让索内，我揭露了比龙，我揭露了利东和尚邦，我做错了吗？我嗅得出叛徒身上的叛逆味道，我认为应该抢在罪行以前揭露罪犯。你们说的话，我在头一天就说过了。我向大会提出过一项关于刑法的完整方案。我做了些什么呢？我要求你们对各区进行训练，让它们遵守革命纪律，我叫人启封了那三十二包文件，我索取了罗朗手中的钻石，我证明了布里索分子给公安委员会提供了空白逮捕证，我指出了兰代关于卡佩罪行的报告中的疏漏，我投票赞成在二十四小时内处死暴君，我为莫孔塞伊和共和者这两个营队辩护，我阻止了公开宣读纳尔博和马卢埃的信，我提出了保护伤员的动议，我叫人取消了六人委员会，我在蒙斯事件中预感到迪穆里埃的叛变，我要求逮捕十万名流亡贵族的亲属作为人质以换回被出卖给敌人的特派员，我建议宣布任何代表一旦越过壁垒就被视作叛徒，我揭露了罗朗派在马赛风波中的真面目，我一再要求悬赏平等之子，我为布肖特辩护，我要求点名，好把伊斯纳尔逐出国民公会，我要求宣布巴黎人无愧于祖国。正是因为这些事，卢韦骂我是傀儡，菲尼斯泰尔省要求驱逐我，卢登城要求逮捕我，勒库安特长伊拉沃建议国民公会宣布我神经错乱。呵！丹东公民，你不想听听我的意见，又何必叫我来参加你们的密谈呢？难道我要求参加了吗？恰恰相反，与罗伯斯比尔和你这样的反革命分子私下会谈，我根本不感兴趣，何况我早已料到你不理解我，你和罗伯斯比尔一样不理解我，罗伯斯比尔和你一样不理解我。难道这里就没有国务活动家了？难道必须向你们讲授政治入门，必须讲得一清二楚？我说的无非是一点：你们两人都错了。危险既不像罗伯斯比尔说的那样在伦敦，也不像丹东说的那样在柏林。危险在巴黎，原因在于缺乏统一、各行其事--以你们两人为首，原因在于有识之士遭排挤，无政府状态……”

“无政府状态！”丹东打断他说，“是谁造成的？不就是你吗？”

马拉接着说：

“罗伯斯比尔，丹东，危险在于这一大批咖啡店，这一大堆赌场，这一大堆俱乐部：黑人俱乐部、联盟派俱乐部、贵妇俱乐部、公正者俱乐部，等等。公正者俱乐部是由克莱尔蒙一托内尔建立的，它在一七九０年是拥护君主制的，是克洛德福谢教主理想的社会圈子，此外还有由报人普吕多姆建立的毛帽俱乐部，等等，这还不算你罗伯斯比尔的雅各宾俱乐部和你丹东的科尔得利俱乐部。危险在于饥荒，是饥荒使搬运工布兰将帕卢市场的面包师弗朗索瓦德尼吊死在市政厅前的路灯柱上，而法庭又将吊死德尼的搬运工布兰吊死。危险在于纸币一再贬值。在唐普勒街，过路的老百姓看到地上有一张一百法郎的指券说：‘不值得弯腰去拾。’投机分子，囤积居奇分子，这就是危险。居然在市政厅插上黑旗，真是得寸进尺。你们逮捕了德特兰克男爵，但这远远不够。你们得扭断这个老监狱阴谋家的脖子。拉贝尔泰什在雅马普挨了四十一军杖，现在国民公会议长为他戴上公民花冠，谢尼埃又大加吹捧，你们以为事情就了结了吗？这是滑稽戏，是杂耍！呵，你们就是不看着巴黎。呵！危险就在身边，而你们非要去远方寻找。你的暗探有什么用，罗伯斯比尔？公社里有你的帕杨，革命法庭有你的科凡阿尔，公安委员会有你的大卫，救国委员会有你的库雄。你瞧我消息灵通吧。好，你们要明白，危险就悬在你们头上，危险就在你们脚下。有人在玩弄阴谋，阴谋，阴谋。街上的行人相互交换报纸，相互点头示意。在地窖和阁楼，在罗亚尔宫的木头长廊里藏着六千名没有公民身份的人--回来的流亡贵族、保皇派的花花公子和持刀的反革命。面包店前排起了长队。老太婆们站在门口合着双手说：‘什么时候才太平呀？’你们在执行委员会关着门密谈，但这没有用，谁都知道你们谈了些什么。举个例子，罗伯斯比尔，你昨天对圣茹斯特说：‘巴尔巴鲁开始长肚子了，逃跑起来会碍事的。’是的，危险无处不在，但主要是在中心。在巴黎，前贵族们在策划阴谋，革命派却光着脚，三月九日被逮捕的贵族又被放出来了，优种马没有被送到边境线上牵引大炮，而是在街上溅污行人，四斤的面包卖到三法郎十二苏，戏院里演的是不堪入目的戏，而罗伯斯比尔将把丹东送上断头台。”

“呸！”丹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