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你错了，马拉。”西穆尔丹又说。

马拉脸色铁青，他苍白时就是这样。

西穆尔丹又说：

“你是有用的人，但罗伯斯比尔和丹东是不可缺少的人。为什么威胁他们呢？联合！联合！公民们！人民需要我们联合。”

他的出现犹如浇了一盆冷水，就像在家庭争吵中出现了外人，他即使不能解决问题，也至少能产生表面上的平静。

西穆尔丹朝桌子走去。

丹东和罗伯斯比尔都认识他。他们在国民公会上注意到这个名声不大的强人，人民都和他打招呼。然而，罗伯斯比尔拘泥于形式。他问道：

“公民，你是怎样进来的？”

“他是主教府的人。”马拉说，声音里有某种顺认的语调。

马拉与国民公会对抗，他领导公社，惧怕主教府。

这是规律。

米拉博感到罗伯斯比尔在心灵深处颤动，罗伯斯比尔感到马拉在颤动，马拉感到埃贝尔在颤动，埃贝尔感到巴伯夫在颤动。当地层稳定时，政治家就可以在上面行走，但是最革命的政治家脚下也有一个地下层，即使最大胆的人，一旦感到他们在头上制造的运动波及脚下时，便会不安地停下来。

善于将出自贪欲的运动与出自原则的运动加以区别，克服前者，促进后者，这便是大革命家的才能与德行。

丹东看到马拉软下来了，便说：

“呵！西穆尔丹公民可不是多余的人。”

于是他向西穆尔丹伸出手，并接着说：

“当然，我们要向西穆尔丹公民说明形势。他来得正好。我代表山岳派，罗伯斯比尔代表救国委员会，马拉代表公社，西穆尔丹代表主教府，让他来裁决吧。”

“好的，”西穆尔丹严肃而简单地说，“是怎么回事？”

“关于旺代。”罗伯斯比尔回答。

“旺代！”西穆尔丹说。

他又接着说：

“这可是严重的威胁。如果革命会死，就一定死于旺代。一个旺代比十个德意志还可怕。法兰西要活下去，就一定要消灭旺代。”

这简单几句话赢得了罗伯斯比尔的好感。

但是罗伯斯比尔提出了问题：

“你当过教士吧？”

西穆尔丹的教士气质没有逃过罗伯斯比尔的眼睛，他从西穆尔丹的外表看出了他的内心。

西穆尔丹回答：

“是的，公民。”

“这有什么关系呢？”丹东叫了起来，“好教士可比别的人强。革命时期，教士变为公民，就像大钟变成钱币和大炮一样。当儒是教士多努是教土。托马兰代是埃弗勒的主教。罗伯斯比尔，你在国民公会坐在马西厄旁边，他就是博汉的主教。八月十日起义委员会里就有代理主教沃儒瓦。夏博是嘉布造会修土。在网球场上宣誓的是修土热尔，主张宣布国民议会高于国王的是奥德朗神甫，要求立宪会议取消路易十六席位上的华盖者是古特神甫，提出废除君主制的是格雷瓜尔神甫。”

“由笑剧演员科洛戴尔布瓦附议。”马拉冷笑说，“他们两人完成了这件大事。教士推翻王座，演员把国王拉下来。”

“还是谈谈旺代吧。”罗伯斯比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