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诺夫说当驾驶员的情况异常时，他试图把汽车从危险中挽救过来，是吗？”

“伊万诺夫是这样明确地对我说的，说驾驶员马上就要死了。”基里洛夫回答说，“这使我感到很吃惊。他不是说情况异常，而是说快死了。医学鉴定果然证实驾驶员在车祸后很快就死了，但并不是因受伤而死的。”

“就是说，驾驶员死于车祸之后。”费拉托夫特别强调“之后”这两个字。“车祸前他还活着。那么，有什么必要干扰他呢？情况可不可能是这样的呢，即伊万诺夫是妨碍了司机——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几秒钟，从而才使汽车失去控制的呢？”

基里洛夫耸了耸肩，回答说，他没有任何根据可以作这样的设想。

“那么，那个过路人说他看见了伊万诺夫在同司机争夺方向盘，还听见了叫喊声，又该作如何解释呢？我传讯了那个过路人，这是他的证词。他对您也是这样讲的。”

“伊万诺夫并不否认他夺去了司机的方向盘。见证人讲的是可信的。”基里洛夫回答说。“至于伊万诺夫为什么这样作，我同他谈话时不可能彻底弄清楚，因为他当时还很虚弱。”

“就是为了这个，所以我今天把他请来了。”费拉托夫说，然后又问：“公共汽车是离出事地点多少米刹车的？”

“根据行动组绘制的示意图，”基里洛夫指了指侦查员办公桌上的文件，“公共汽车距出事地点６２米。”

“这距离还很大嘛，按公共汽车和自卸汽车当时的速度，它们完全可以刹住，不会撞车。”

“对。”

“那伊万诺夫向您断言，说他夺方向盘是为了避免同公共汽车相撞，不是就没有根据了吗？”费拉托夫问。

“他们可能晚几秒钟相撞。”

“可实际上并没有相撞。我们现在很难说，如果两辆车继续开下去，究竟会不会相撞。可轧了女公民阿福尼娜是事实，而且轧死了。”

“对，是这样的。”

“我还要对您提一个问题，基里洛夫同志。您作为一个交通事故鉴定家同时又是见证人，您看女公民阿福尼那被轧是不是伊万诺夫转动了方向盘的结果？再准确一点：如果伊万诺夫不夺方向盘的话，阿福尼娜就不会被轧死，您说是吗？”

基里洛夫觉得很难回答。这实质上就是问他，阿福尼娜的死伊万诺夫要不要负责。

“我无法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他终于说。“这谁也不知道！可汽车是由于驾驶员死亡才失去了控制，这点是确实的。其根据是医学鉴定的结论。”

“司机是后来死的，”费拉托夫提醒道，“后来！转弯的时候司机还活着！”

“我问医生这个问题，”基里洛夫表示不同意，“案件档案里写得有。”他又指了指那些文件，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个念头，觉得自己的态度不像一个公正的见证人，倒像是伊万诺夫的辩护人。“医生说，出现脑溢血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死亡之前，一般都先失去知觉。汽车失控的原因就在于此，说伊万诺夫的行为合理——即使他只是为了救自己，其根本也在于此。不错，他没有弄好，但这与其说是他的罪过，不如说是他的不幸。”

费拉托夫也感到了中尉所持的这种辩护者的立场，他不满地摇摇头，但什么也没有说。然后，他往门户边走去，并改用‘你’来称呼基里洛夫，好像正式谈话已到结束。

“就这样吧。我再同伊万诺夫谈谈。你坐在这儿听听，也许会听到什么新东西。”

伊万诺夫进来了，他用镇静的目光看了看屋里的两个人，向费拉托夫问了好，然后不等主人让坐便坐到了离办公桌稍远一点的一把椅子上。费拉托夫为这种他看来是不礼貌的行为皱了皱眉，但没有说什么，心想主人一般总是要先让坐的，他平时接待来访者也是这样。“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伊万诺夫，大学物理系学生，生于……”费拉托夫进行初次传讯的例行公事。

基里洛夫瞧着伊万诺夫那张显然已变得红润起来的脸，怎么也看不出它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