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汽车司机倒是和自卸汽车驾驶室里的人处于同一水平位置。但他们相距太远，因而司机只模模糊糊地留下一个印象，觉得自卸汽车驾驶室里的两个人靠得异乎寻常地紧，然而，却没有看到任何争夺的现象。公共汽车里的乘客则只看到自卸汽车莫名其妙地拐了弯，此外便是详细描述自卸汽车如何撞墙，如何响起玻璃碎裂以及车祸以后自卸汽车的位置等等。

但是，一个目击的过路人去主动来找基里洛夫，说他看见搭车人在和司机争夺方向盘，还听见司机的叫喊声，好像叫的是“坏蛋！”这就已经是事故原因的直接证据了：搭车人强行干扰司机的工作。

然而，搭车人为什么要这样？原因何在？

基里洛夫为此琢磨了一整天。晚上，他往医院打了个电话。

“司机死了。”值班护士告诉他，“您可以同那个年轻人谈谈，他姓伊万诺夫，名字叫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您明天来吧。”

“两条人命！”基里洛夫摇了摇头。

第二天基里洛夫来到医院。他披上一件干净的白大褂，上面一个扣子也没有，袖子飘着几根带子——没经过专门训练的人根本无法穿这种褂子，然后走进伊万诺夫所在的病室。护士指给他伊万诺夫的床位，只见上面倚枕斜躺着一个２０来岁的年轻人，两眼红肿，不知是由于失眠还是眼病。

基里洛夫说明了自己的身份，让病人不要紧张，不要坐起来，然后提出第一个问题：“您怎么会在汽车上？”

“搭个便车。”病人回答得很简短。根据伊万诺夫答话的语气，基里洛夫明白这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

“怎么出事的？出事之前有些什么情况？”

伊万诺夫沉默了一会儿。基里洛夫觉得沉默的原因主要倒不是伊万诺夫不知道如何回答，而是他希望尽快结束这个谈话（他不善于掩饰）。可是，伊万诺夫却回答了，而且这个回答完全出乎基里洛夫的意料。

“当时我发现司机快死了，”伊万诺夫说，“他马上就要死了，他脑子里出了问题。为了避免和迎面而来的公共汽车相撞，所以我去抓方向盘。”

伊万诺夫的声音很小，但讲得很肯定。于是基里洛夫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念头：可是有人把司机已经死亡的消息告诉了伊万诺夫。伊万诺夫担心他夺司机的方向盘时被人看见了，所以杜撰了这样一个说话。

“太天真了。”基里洛夫心想。“现代医学可以准确地判定一个人的死因……”不过，他不愿意用这样的回答来折磨一个躺在床上尚未完全恢复健康的病人。于是他用似乎是表示同意口吻说：“根据您的说法，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我就这样写：您发现司机的情况异常，所以想夺过方向盘。”

“不是情况异常，是快死了。不过反正是一样。”

“这以后就发生了事故。”

“对。”

“最后一个问题：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告诉您说司机已经死了？”

“谁也没有告诉过我。我当时就已经知道司机快死了，所以我才抢过了方向盘。”

最后一句伊万诺夫的说得非常坚决，甚至从床上欠起身来。基里洛夫也站了起来，由于不愿为难病人，所以用安慰的口气说：“谢谢，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今天就谈到这里吧。好好养伤，伤好以后我们再仔细谈。”

中尉点头告别；病人重又靠在枕头上，并疲倦地转过头去。

基里洛夫出了病室以后，便去找值班医生问司机死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