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下去。向小阿瑟Ｓ比格鲁汇报情况。等待指示。

所以我耐心等待。我等待的手段便是将坎特斯召来办公室，得到最新的情报。我给她谈了休战队套房里近似暴动的情况，向她询问是怎么回事。

她摇摇头说：“我们有他们的约会日程表，加纳。上面只说‘会见市民领袖’。其中有一位领袖带了一个秘书，这位秘书跟这里管录音和会计的女孩出去用午餐——”

“你会找出来的。好吧，那样做吧，眼下正放的图片资料是什么呢？”

她开始读简报资料和报告。它们非常杂乱，但并非全无用处。实际上，公众舆论抽样调查显示对大角人的偏爱稍有上升，但幅度并不怎么大。可克那夫提态度坚硬，并同市民领袖发生争吵，这为了什么？真令人困惑。

另外还有一些微小的变化。那个花展令人惊异地产生出良好效果——从参观者态度倾向上看。当然了，他们只占贝尔波特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在我们看来，大角人也稍有变化。对我们来说，不利的地方是：最惠贸易安排会上的决议，坎特斯大角一美国联谊会的解散，邻居咖啡座谈会人数的减员。

既然已经明白要寻求什么，我也便清楚了那些儿童意味着什么。在进行抽样调查时，家庭范围的人态度明显很差；但对在非家庭范围——比如对工作中、大街上或戏院内的人就相同的问题进行调查，反应则要好一些。

这一点至关重要，所以我跟康尼克那次谈话特地予以暗示：人不是单一的实体。若作为家族的首长，他的自我形象决定他有一套行为模式；当他置身鸡尾酒会时，其行为则另当别论；而在工作之中，他的行为更不相同；如果在长时乘坐的飞机上有一美貌女郎相陪相伴，他的行为则迥异平日。许多事例已证明了这些。可是，莫尔特里公共关系部的那些家伙们花费了那么多时光竟领会不到如何利用这些行为。

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些行为怎样加以利用是不言而喻的：降低家庭因素，尽量多采取些措施。我命令进行更多的彩车游行、火炬游行，还举行了一次青少年选美比赛。我将已列入计划的１４次野餐会取消，但命令将持续举行咖啡座谈会。

对芝加哥的命令，我并没有严格执行。但这没有关系，只要讲一声就会取消。只要找到一个借口就成。但正是这种看似容易的借口，我却找不出来。

我点起香烟，思索片刻，随后说：“亲爱的，为我找些家族首领（特别是抚养那样儿童的家族首领）的抽样调查的摘要。我不要整块的材料以及分析文字，只要原始的访谈记录，但要把纪要删掉。”

芝加哥便来信了：

小阿瑟Ａ比格鲁提出疑问。问题是，上峰取消预算方案，你可以随意而为；你能否保证（重复一下能否保证）赢得公民复决？

我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的答复并不是这样的。

不过，这仍旧是一个法律问题。我着实思索了一阵子。

小阿瑟已准许我随意而为——他平日一惯如此。对一个解决棘手问题的老手来说，只有这样才能应付自如。现在，假若他所强调的是我可以完全彻底自由行事，这不是因为他认为我首先能明白他的意思，也不是因为他怀疑我属于那种一心钻在钱眼里总想提高薪水的小气鬼。他指的只是一件事：无论如何，要稳操胜券。

但在现在的条件下，我如何才能办到？

当然了，我总会取胜的。只要你愿意付出正当的代价，你总能赢得选举，不论身处何地都能势在必胜。

找出要支付的代价是很难的。这不仅仅是金钱。有时候，你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是一个活人，而我一直计划让康尼克扮演这个角色。把活人牺牲奉献给神，要祈求的便会如愿……

但是，康尼克就是神所要的牺牲品吗？要记着，他的对手就是在休战队套间向克那夫提尖叫的人当中的一个。难道让他做牺牲，就会有助于将他击败？

假若康尼克不是正当的牺牲品人选，我就要把合适的人选找出来。我的回话简洁明快：行。

好像小阿瑟就在传真机旁等着我回话——或许他一直守在那里，因为不到一分钟时间，他的答复便传送回来：

加纳，我们已经丧失大角联盟账户。大角人的联络员讲已无希望。他们已通知合同作废，同时暗示他们要取消整个休战协定书。我不讲，你也明白我们需要它们。

贝尔波特已显示出极强烈的效果，挽回局面还有某种可能性。这就是我们必须追求的目标。要勇往直前，加纳，要赢得选举。

此时办公室里的电话响起。这可能是坎特斯打来的，但我这个时候不愿跟她讲话。我将所有通讯线路全部关掉，脱了衣服，开始淋浴。我将喷水孔整个放开，让水流冲击着我。这并不能有助于思考，但可以替代思考。

我再不想考虑问题，只愿清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