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五日傍晚，军情局的海柏上校对检察署主任说：“卡尔惟一的错误就是低估了年轻的卡洛连。”

当天下午麦卡尔（他有时自称是穆查理）在伦敦塔的秘密刑场枪决，该地当时是用来处决德国间谍的。

“致命的错误。”主任也赞同。

曾任职宪兵队的毕吉姆写信给其友杜弗瑞说：

“亲爱的杜尼：

你还记得我们当年在北非和意大利时经常谈到的计划吗？嗯，我已经在金吉利街租到一间很棒的二楼办公室，租期是二十一年，在伦敦市中心这等于是中了头彩，市中心的条子已经开始秣马厉兵了。调查局工作繁重，竞争者却不多——还不多。租金是小意思，我已经将退休俸折合成一大笔资金。我预估我们得各投资两千英镑才能开张，就叫“杜尼侦探社”如何？”

而“杜尼侦探社”一开始就生意兴隆。

诚如毕吉姆所言，工作应接不暇，多半是离婚案件，这是长年战争的不幸后遗症。然而与这类工作有关的枝枝节节，这两位合伙人却都不爱做，于是他们请来了霍先生。他生来就是做这种工作的。他体型瘦小，外貌温和，毫不起眼；以至于很多生意人（他们都伪称去内地开会，实则幽会去了）一直到他站在法庭宣誓他亲眼目睹某女士与某人曾共餐并于稍后共处一室时，他们都还认不出这个曾与他们共乘火车并在同一间旅馆餐厅的某一个角落一起用过餐的小个子男人。

毕吉姆的工作是追踪债务人，警察的历练对他现在的工作助益匪浅；而杜弗瑞呢，则很少离开办公室，他的专长是估算公司行号的信用额度；逐渐地，他已成为这方面的专长，一眼就可以区分何者为前景乐观的损益表，何者是毫无根据的资产负债表；他凭经验累积了某种不可思议的直觉，他可以嗅出何者为高估了的股票，何者为低估了的财产。毕吉姆有时会看到他手上优雅地握着一份存疑的文件，在鼻子前吸气，仿佛只凭味道，他就能辨出真伪。

他们利润稳定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的房租低得不像话。当时毕吉姆说房租是“小意思”，一点都没有夸张。战后大家都不再担心通货膨胀时，才会有这种二十一年的租约，而不像现在多半是定期换约。租约快到期时，这两位合伙人才知道他们付的房租远低于市价许多。事实上他们要佯装不知也不可能，因为房东——史氏房屋公司——对于这件事所说的话越来越难听。

“抱怨也没用呀，”吉姆和蔼地说。“签约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这些。”

“明年底你等着瞧。”史先生说。

杜弗瑞说：“我想到时候我们势必要多付一点了，反正他也撵不走我们，到底我们是受保护的房客呀！”

金舍利街底有一位很友善的房地产估价商获知他们的租金时，他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道：“我想你们应该知道，”他说。

“你们的租金每平方英尺才一英镑——”

“跟我签约时的价码差不多。”杜弗瑞说。

“这个地区现在的行情大约是五、六英镑。”

“你的意思是，”毕吉姆说。“约满后，我们要付的租金是现在的五倍。”

“哦，至少是这样，”这位估价商开心地说。“不过我猜你们必定已经预存了一笔基金以因应这种情况。”

两位合伙人对望了一下，他们深知自己压根儿没想过那码子事。

这是第一次打击。

第二次打击是毕吉姆去世。他体重日增，烟也抽得凶，不过看起来还相当健康。有一天下午他说身体不太舒服，便早早回家，当天晚上他就死了。

杜弗瑞一直都很喜欢他，因此他的第一个感觉是痛失挚友；接着他便觉得他需要另外一位合伙人及增加一些资金；而且情势迫切。

他曾考虑邀霍先生入伙，结果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主要的原因是杜弗瑞不喜欢他。他实在是太阴沉了。每天早上钟敲九点时，他便蹑手蹑脚地潜入办公室，在自己房间（这房间是从杜弗瑞的办公室隔出来的）一直待到五点半为止，除非有外勤业务。

房间的隔板十分单薄，因此每次他起而离席时，杜弗瑞都听得一清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