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以外，我对于这个新兴的艺术王国，就可以说是一个完全的无知之徒了。

五十年代，我还曾希望，我写的小说能搬上银幕。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愿望，慢慢淡漠，终于消失了。

在我消失了这个愿望的时候，客观形势发生了变化，好像我写的小说，终于要改编成电影了，而且不只一部小说。

这是令人感奋的，但我总是提不起兴趣来了。有人提出要改编，我说你改编吧，愿意怎样改，就怎样改去吧。不要和我谈，也不要和我商量。因为我身体不好，不愿意掺伙这些事。

有的改编者说：我们很喜欢你的小说的风格，我们一定保证你的风格，在这部片子里，得到充分的理解和体现。我说：那太好了，你们去弄吧。

现在，我的有些小说，正在那里被改编着，有的被拍摄着。总之，谈这些影片能否体现我的小说的风格，还为时过早。

但是，我总有个感觉：到这些影片放映时，我恐怕不一定能够去观赏，即使去看了，恐怕也不一定就拍手称快吧。风格云云，那是很玄虚的问题，实在不好谈。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而电影则是仰仗科学技术成果的综合艺术。电影再现舞台剧，美术作品，舞蹈音乐，都有其先天优胜的条件。唯独再现文学作品，则有其种种不易克服的弱点。说不易克服，就是包括还可以克服的希望。

很早以前，我看过《静静的顿河》这部电影。其中再现男女主人公在向日葵地里相恋时，电影画面里出现的向日葵，只有寥寥几棵，而且不像是生长的，像临时插上去，作为布景的，给我留下了非常不真实的印象。我们知道，肖洛霍夫所描写的向日葵，场面有多大，气氛有多么浓。因此，在这样一个单薄的背景下，无论男女主角相恋得多么热烈，也提不起我的兴趣来了。因为丢失了这一场景所表现的小说里的原有风格。

与这次印象相反，我还看过电影《安娜卡列尼娜》。在赛马那一个场面，渥伦斯基掉下马来这一事件，是由在观看台上的安娜的面部表情表现的，表现得恰如其分。只是这一个细微的地方，就可以说电影再现了托尔斯泰小说以心理描写取胜的风格。

所以说，电影能否再现小说的原有风格，并不是一句话就能做到的。编剧、导演、演员的艺术修养，趣味，都要与原作取得协调融合，才可做到。而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

我的小说，又缺乏戏剧性的情节，改编成电影，就更有其困难之处。所以，我总是说：你去弄吧。鲁迅答复有人要改编《阿Q正传》时说：改编以后，就是别人的创作，与他无关了。意思是说，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要求，不大一样，无妨各行其是。

当然我们不能设想：鲁迅或是曹雪芹，如果看到目前由他们的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会作如何感想。只是说，小说和电影是两种艺术，硬把小说“搬上”银幕，就需要有一番过硬功夫。

1983年10月26日下午

小说与题材

长期以来，因为提倡写工农兵，在小说题材上，遂划分为三大类。三分天下，但不能形成鼎足之势。就数量而言，就成就而言，农村题材，有些偏重。而工业题材，则有些偏轻。

进城以后，虽然对工业题材，提倡甚力，直到现在，仍不能改变这种比重，是什么道理呢？

形成这种局面，不是人为的，而是中国革命的要求和中国革命的现实造成的。人民的多数是农民，革命的力量，来自农民。民主革命之始，就看清这一点了。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一次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都在农村进行，农民都是主力。知识分子与农民结合，作家生活在农民中间，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在文学方面，得到较多的反映，得到较好的成就，这是不足为奇的。

当时的兵，也是来自农民，兵农几乎是一家。因此在文学方面，兵也就占有优先的、重要的位置。写兵的作品，成就方面也就比较突出。而不少作家，在长期革命过程中，本身就是一名战士。

工业与文学的关系，就比较复杂。在革命初期，我们就是号召作家进工厂的。但因为种种原因，一开始，反映工人运动的小说，就带有浓重的公式化概念化的缺点。后来，革命力量转入农村，这方面也就难以为继。进城以后，虽有不少工业题材的作品出现，但也因为种种原因，这些小说常常缺乏吸引读者的力量，读起来使人感到狭隘和干巴。

困惑之余，有人想把工业题材扩展一下，提出了“城市文学”这个名目。我想：这个名目正如与之相对的“乡土文学”一样，恐怕解决不了多少文学创作上的实际问题。这样按城乡来区分文学，是不科学的，因此这个名目是站立不住的。文学本身不能作这种划分和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