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有关的部门里爆发了一场争论。有人拿著报纸，发出了疑问：这位英雄所在的部队，究竟是什么番号？为什么竟至今不将英雄牺牲的通知，寄给我们这个有关的部门？难道他们只注意通知家属，而忽略了向我们上报吗？也有人作出判断：肯定是我们工作中出现了疏忽和差错，弄丢了有关的通知单和材料，我们应当立即给海阿姨补发 “烈士家属证明书”，并向她赔礼道歉……有人主张立即去找海阿姨当面问个清楚，有人认为那样做会导致侮辱烈属的后果，触犯众怒……

足足过了三个月，经过有关部门的仔细调查，才作出了最后的判断：并无海京生烈士其人，这位海阿姨是个骗子。怎么办呢？诉诸法律，以示儆戒？还是批评教育，以观后效？研究的结果，是认为这位海阿姨除了满足自身的虚荣心，似乎并无其他企图，而且她的种种表现，也并未造成什么不良后果——倒是倘若当众揭发出她来，反会使群众（特别是中小学生）思想混乱，所以，最后便决定将此事“静悄悄地解决”。

有关部门正式找海阿姨谈话。头一个来钟头里，她怎么也绕不过弯儿来，看样子她确实不是 “负隅^[yú]顽抗”，她是被自己心造的幻影控制住了。她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倾诉著对她那“海京生”的母爱与悼念……

后来她才渐渐回到现实。当她终于弄明白她确实并没有什么 “海京生”

以后，她突然既不哭也不笑了，而是疑疑地发呆。

她被严厉地训斥了一顿，并从那个托儿所调到了远在另一城区的另一托儿所。她在那一托儿所中渐渐恢复了往昔的正常面目，并渐渐地被人们所忘怀，那“海京生”在她心目中也渐渐淡化成一股轻烟。

她再不敢那样大胆妄为地自娱了。但在一定的限度内，她仍然渴求著人们对她产生一种高于她本人实际情况的估计，她仍然时时坠入令她聊以自满的种种想象中。

在北京的胡同杂院里，具有海老太太这种心态的人物，为数不算太少。

海老太太退休以后，一个人生活十分寂寞，于是从娘家最小的亲弟弟那里，过继了海西宾为孙。海西宾四岁来到海老太太身边，如今已经二十四岁。海老太太打小对他溺爱，他从中学毕业，分到园林局当工人以后，虽说至今月月一发下工资，必及时送到海老太太手中，对海老太太不可谓不孝顺，但能够当面点出海老太太吹牛撒谎的，也就是海西宾一人。海老太太有时想起西宾的不留情面，未免暗自伤心。

比如头几年海老太太的一对旧藤椅坏了，修理吧太费钱，扔了吧她又舍不得，便让海西宾把它吊到院门的门洞上方，海西宾对奶奶的支使，一般总是服从，奶奶让吊，他便搭个人字梯去吊。他在梯子上干活，奶奶在梯子下张望，这时住东偏院的荀大嫂路过，不由得问：“嗨，这椅子要不能使了，处理了算啦！您吊在这儿存著它干嘛呀？”海老太太使郑重其事地说：“这椅子哪能随意处理呀？您知道谁来坐过吗？康大姐坐过！”荀大嫂因为常看电视里的“新闻联播”，一听这话不免惊奇：“哟！康大姐来过咱们院呀？什么时候来的？我们家怎么一点信儿也没有？”荀大嫂自然是把康大姐理解为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同志，海老太太要的也是这个效果——其实，来过她家，坐过这藤椅的康大姐，只不过是海西宾他们单位的工会主席。当时海西宾忙著干活，没注意这个话碴，谁知几天以后，院里便传开了——尤其是詹丽颖，她到水管子那儿接水，逢人便议论说：“康克清康大姐来过咱们院，看望过海奶奶，看起来，海奶奶这个人不简单呢！”并且直接询问过海西宾：“你奶奶当年是不是参加过革命？后来一定挨了错误路线的棒子吧？

原来跟我一个命啊——现在也彻底平反了吧？康大姐打算怎么安排她呢？“海西宾又急又气，脸涨得通红，声明说：”哪里哪里！根本没那么回事儿！“回到家里，他便批评海老太太说：”奶，您瞎造些个什么舆论啊！一个人往脸上贴金，能好看么？我看咱们实实在在地过日子，比什么都强！您要再胡编这号瞎话，我可就跟您分开过了——我害不起这份臊！“海老太太吓得缩起肩膀，脸色发白，哆哆嗦嗦地说：”我也没说啥啊，是他们在那儿猜度……西宾呀，你可不能跟我这么说话，我把你拉扯大，容易吗？“说著便掏手绢，抹眼泪，海西宾不得不又安慰她：”您别再瞎吹就行。您想您这么一大把年纪了，我能离开您吗？

就是个邻居，我也该照顾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