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变了。对于韩一潭来说，他的变化不是渐变而是突变。一九八○年深秋，有一天龙点睛来到了韩一潭他们单位，韩一潭恰好在一进楼的走廊头上遇上了他。龙点睛戴著个米黄色的鸭舌帽，穿著件上海“大地牌”的新风雨衣。尽管韩一潭颇有一段时间没见著他了，但那天劈面遇上还是很高兴的。韩一潭刚想问他怎么这时候跑来了？

并想领他到自己所在的那间办公室坐坐，没想到龙点睛却只是淡然对韩一潭点了个头，连第二句话都没有，只是直截了当地问：“你们主编在哪间屋？”

韩一潭一楞，但也本能地将主编的办公室指给了他。他便绕过韩一潭，径直地朝主编办公室走去了。

没有“伏笔”，没有“铺垫”，弄得韩一潭毫无思想准备，尴尬不堪。回到自己办公室，韩一潭心神不定，他想：或许龙点睛同主编谈完，还是会到自己办公室来的，哪怕仅仅是敷衍一下。然而龙点睛却并没有来。

不用韩一潭说他的坏话，龙点睛在文艺界很快成了一个名声不雅的人物——当然主要是在文艺界的 “下层”，即一般的编辑和一般的作者心目之中。大家都说他是一分才能九分钻营，两分写作八分活动，三分成绩七分吹嘘。但由他署名或有他署名的作品却源源不断地发表出来，品种由诗歌小说而散文评论，而电影和电视剧本。还有人说他是“客厅作家”——即他几乎每晚都要涉足于一个客厅，当然不是韩一潭家里这种没有衣架和长沙发的客厅，而是文艺界领导或权威，主编或副主编，导演或副导演，文坛明星或新秀……的客厅，他从那里获得最新精神、最新消息、最新题材、最新技巧、最新动向和最新行情，难怪他能保持那么丰盈的灵感和那么丰盛的创作，也难怪有那么多人主动来找他合作或请他“联合署名”……

到了这一九八二年的春天，他已由工厂调到了一个文艺单位，挂著工作人员的名，享受著准专业作家的待遇，并且在一次文艺界的大型茶话会上，穿著一身极其合体的棕色西服，走拢了韩一潭所在的那张圆桌；韩一潭别过脸去，不想主动理他，韩一潭他们那刊物的主编却主动伸出手去，同龙点睛握手，没想到龙点睛只把手同主编碰了一碰，连第二句话都没有，只是直截了当地问：“同志在哪桌呢？”

同志是当时在场的身份最高的人物。主编心里一定很不痛快，可是不得不指给他：“在那边头一桌。”而龙点睛便头也不点一下地径直朝“那边头一桌”昂然而去了……

没想到这天龙点睛却出乎意料地飘然而至，并且脱去大衣以后，显露出一身外国年轻小夥子打扮的衣装——上身是粗花呢的猎服，下身是有意做旧的牛仔裤——仪态万方地坐在沙发上，就仿佛他昨天才来过一样，轻松自如，谈笑自若。

葛萍这两年里虽然也听韩一潭以贬斥的语气议论过龙点晴，但她毕竟并无切肤之痛，而且总觉得韩一潭对人未免求之过苛，加上龙点睛光临后似乎仍同以往一样亲热随和，便傻乎乎地同龙点睛热烈交谈。

龙点睛在交谈中信口举例：“……比如苏联电影《湖畔奏鸣曲》，就标志著道德题材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勃兴……”

葛萍便不免问：“什么？什么奏鸣曲？”

龙点睛于是挑逗性地反问道：“《湖畔奏鸣曲》都没看吗？《白比姆黑耳朵》呢？《秋天马拉松》呢？电影资料馆经常放嘛！老韩怎么就不把你带去看看呢？”

葛萍便埋怨地说：“他呀！什么时候能想著我呢！再说他自己好象也不那么容易看上。他们那个编辑部呀，一点儿油水没有！”

龙点睛又说：“其实苏联电影值得一看的也并不多。倒是象美国迈克尔西米诺导演的 《猎鹿人》、义大利索菲亚罗兰主演的 《义大利式婚礼》……真不应当错过！昨天我见著影协的头头们，还跟他们呼吁来著……”

韩一潭实在听不下去了，便把烟头往烟缸里一捻，截断龙点晴的高谈阔论，开门见山地问他：“你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吗？”

龙点睛也便开门见山地回答：“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来把我的稿子拿走。”

韩一潭一楞：“你的稿子？我这儿现在没有你的稿子呀！”

龙点睛点头：“对。我现在没稿子搁你这儿。我说的是七年前的那几首诗，写在一摞信纸上的，我自己用”骑马钉“钉在一块的……”

韩一潭更加吃惊：“你要那个干什么？那歌颂”革命样板戏“的吧？

难道现在还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