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薛大娘暂且忘记了小金表的事，她且到屋外苫棚里张罗饭菜，并让薛师傅赶紧到马凯餐厅去取事先订好的啤酒。

薛纪跃却在一种不能自己的心绪中，忽然离开了答录机，走到了那带靠背镜的五斗橱边，近乎本能地拉开了右边第二个抽斗。那抽斗里露出两样东西：一个织锦面的大照相册——是同院荀磊送来的礼物；还有，便是配好镀金绞丝表带的那块雷达牌镀金小坤表。这块表的外形是潘秀娅亲自相中的那一种——想当日他俩在王府井那家表店里，埋头在那些钢化玻璃罩前，从罩下亮闪闪的样品中挑选、评比了好久，直到薛纪跃的兴致已经消耗得点滴不剩了，潘秀娅才终于宣布：“我要戴上这一块！”

现在那一块便放在了这个抽斗中。荀磊送来的那照相册原本有一个硬纸壳的封套，但薛纪跃故意把照相册从封套中取了出来，把这块金表搁在了亮蓝底子带银亭子、红牡丹、绿芭蕉、紫山石图案的织锦封面上，衬托得金表更加豪华光艳。

薛纪跃在观看那只小金表时，眼睛不觉瞥到了搁在抽斗后部的一本小册子——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青年修养通讯”之一《什么样的爱情最美好》，那是商场团委书记杨及光送给他的。他和潘秀娅置办的家具里没有书架，实际上他们也简直没有什么书值得有个书架来存放，所以这本小册子便在这只抽斗里栖了身——这并非有意的安排，只不过是薛纪跃一个漫不经心的动作所形成的结果。薛纪跃想把那本书取出来另放一个地方，可终于又懒得那样作。他关上了抽屉，灿烂的金表和红色的书名在他的视觉储留中重叠在了一起，弄得他心绪更其不安。

一扬头，薛纪跃从五斗橱上的靠背镜中看到了自己。他对自己的面容吃了一惊。难道这个人便是今天的新郎吗？在新郎的背后显现出一张罩著粉红色床罩的双人床，难道……那神秘莫测的时刻，真是一分一秒地逼近了吗？

那本《什么样的爱情最美好》薛纪跃翻过一遍，他希图在某一页上能看到一段文字，恰好回答著他心底的疑虑，然而……没有；不但这本书上没有，他翻过好多本书，都没有；他也曾试图去请教那些有可能为他提供答案的人，可末了不是碰了钉子，便是他自己话到了唇边又吐不出来……

薛纪跃这一茬人，顶著初中毕业文化水平的名儿，实际上连小学也没有上完；他们刚上到小学三年级便遇上了 “文化大革命”，在小学里混到七○年，然后到中学里转悠了一圈，便打起行李卷上山下乡了。

原来薛纪跃是分配去插队，薛师傅费了好大劲，走后门把他换成了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图的是兵团管得严，免得薛纪跃学坏。

薛纪跃所去的那个连队，确实管得严。薛纪跃被分配在大食堂干活，现在回忆起来，那好几年的日子怎么就象一整天似的——漫长而单调的一天。后来有一个跟他一个团但不在一个连队的战友，跟薛纪跃同届的，近两年成了一个挺走红的诗人。薛纪跃偶然看到了他在杂志上登出的组诗，不禁惊讶这位战友怎么能从那段生活中发现那么多的诗情画意，而且组诗的最后一首叫作 《我要归去》，以激昂的感情倾诉著对曾是兵团的那块土地的思念，并表示要立即回到那里去，“让我的灵魂成为你的音符，溶化于新时代的豪迈旋律！”那当然完全是一种真诚的精神升华，不过，写出这种诗句的诗人也当然绝没有真地把户口转回去——薛纪跃在商场遇见了他，他拿到了一笔可观的稿费，正打算买一架星海牌中型钢琴。

薛纪跃一点也不羡慕这位兵团战友。他觉得他们从来就不是一种人，因而用不著去同他相比。兵团里还出了另外一些人才，有后来考上研究生的，有成了著名演员的，有写出整本书来的……但薛纪跃知道，那些战友的父母几乎都是知识份子，有党内的知识份子（还担任著一定的领导职务），有党外的知识份子，学校停课了，人家家里没有停课；薛纪跃这号的市民子弟带到兵团的木箱里只装著薛师傅、薛大娘这种市民家长为他准备的换洗衣物和日用杂品，而那些兵团战友带到兵团的行李中有整箱、整捆的书。当年在兵团搞宣传、写材料、参加文艺宣传队的编写演出的，其中有一些是他们；前几年在报上、刊物上发表作品对那段生活进行无情揭露、深刻反思的也多半是他们；而近来迸发出强烈的回归情思的，又有一些是他们……他们有著一种精神上的优势，在兵团的几年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宝贵的体验，他们从而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本。但他们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绝大多数的还是薛纪跃这类的青年，几年的兵团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荒芜，使他们本来就不丰腴的灵魂变得更加贫瘠。

几年单调、枯燥的兵团生活中，有两件身外事给薛纪跃留下的印象最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