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是一再抱怨：服务行业的一些服务人员，服务态度怎么总是不好？工厂的一些青工，“小市民”子弟，怎么总是那么粗野、颟顸、放纵？通过思想教育、批评表扬、奖励惩罚乃至于“严肃处理”等等手段，当然也解决了不少问题，然而，人们似乎还需要从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社会属性和特殊文化、心智、心理、教育结构上，去进行细致的研究，从而摸索出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教化手段来，恐怕才能更有效地解决问题。

当然，他们当中的情况又人各有异。

卢宝桑是怎么个情况呢？

卢宝桑的父亲和母亲，都属于北京城内世代的城市贫民。

到晚清时候，北京城内最下层的贫民大体上分布在两个区域：一个区域是内城的钟鼓楼一带，所谓丐帮 （乞丐集团），大体上就群集于此，每天白天由此向东、西、南三个方向推进，四处求乞，晚上再返回钟鼓楼附近的“营盘”（门洞、街檐、穿堂、窝棚）；另一个区域就是外城的天桥一带，大桥虽然也有乞丐，但其主体却是各色耍把式的人物，他们不大流动，一般就居住在龙须沟、储子营一线往南的杂院破屋中。

卢宝桑还记得他的爷爷，他爷爷一九五七年才得病死去。他记得最清楚的一点，就是爷爷晚上有穿著鞋睡觉的习惯——等他长大了他才知道，那是因为当年一到冬天，乞丐们难以生存，晚上便聚集到 “火房子”中去过夜。所谓 “火房子”，就是摇摇欲坠的颓败官房 （当年可能是官府巡街的 “执金吾”们碰头的地方），房中已片物无存。乞丐们在房中挖一个坑，拾一些树棍点燃一堆火，围烤之后，便不分男女老幼地胡乱躺下一睡。因为有鞋的乞丐怕无鞋的乞丐将自己的破鞋穿走，所以一概穿著鞋睡觉。据说当时丐帮的帮规是：凡别的乞丐到了手、上了身的东西，其他乞丐如果强夺、偷拿，便要处死；但凡别的乞丐脱了手、离了身的东西，当面捡走、取走却都名正言顺。

卢宝桑的爷爷一度当过“杆头”，即“花子杆儿”。如今有出京剧《豆汁记》还经常演出，戏里面那金玉奴的父亲金松，便是个 “杆头”，而且是个好人。所以卢宝桑由《豆汁记》而对京剧好感，又由《豆汁记》而对跟薛大爷他们同院的澹台智珠好感，并由此又使他那粗粝的灵魂中增添了一点朦胧的温柔——这且不去说它。

卢宝桑爷爷那一辈的乞丐，是把求乞当作一种职业的，同当年钟鼓楼的当铺以苛酷著名一样，当年钟鼓楼的乞丐也有“刁民难惹”的声威。逢到官商富民有婚嫁寿喜的红事，丐头便率先跑去 “祝贺”，门房、帐房倘若不予理睬，甚而驱赶叱骂，那么过不了多久，在丐头指挥下，众乞丐便会轮番跑去骚扰，花样叠出，直到门外来宾及闸内主人不堪忍受，命令门房、帐房散钱施舍，他们方会渐次收兵。

当年的乞丐有“软乞”、“硬乞”、“花乞”、“惨乞”诸种不同的求乞方式，大有京剧分生、旦、净、未、丑不同行当的意味，而同一行当中则又分化出不同的门类，如京剧旦行中又有正旦、青衣、花旦、闺门旦、泼辣旦、玩笑旦、武旦、刀马旦等等，各种行乞行当中又分出许多种不同的求乞花样。所谓 “软乞”，多为老弱妇女乞丐，以哀求哭喊达到目的，针对不同的物件，口中数来宝式地吐出诸如此类的话语：“太太给我两个钱，太太长寿万万年。”“乌龟上门来，老板大发财。”

“老爷大施恩，抱子又抱孙。”…… “软乞”中又分 “坐乞”和 “叫街”

两种，“叫街”在游动中有时也收起哭腔露出凶相，喊出诸如 “不给财，我不来，你剩下残钱买棺材！”“你不给，我不乞，看你子死急不急！”

一类的怪话，但毕竟还属于软磨的范畴，与 “硬乞”不同。“硬乞”的多为青壮年男子，嘴上不一定有那么多功夫，主要靠动作、行为取得效果。一般又把他们的求乞方法称为 “做街”，如手执两把长刀或两块整砖，不断拍击裸露的胸部，使胸部红肿见血；又如口衔数枚长钉，手持砖头一块，当众把长钉插入头部一个肉疙瘩中，以砖头击砸，钉缝中鲜血迸流，凄厉可怖；再如用一条带铁钩的铁链，将铁钩剜入锁骨之中，拖著铁链行走，铁链尾端往往还缀著一个铁球，击地当当有声…… “花乞”者是借用一些最原始的杂技手段，如舞 “莲花落”（手执一竹竿，每节挖几个眼孔，眼孔内贯几个制钱，边舞边乞）、打“玉鼓”（手持一个竹筒，一边绷著猪尿脬，以手指弹拍出变化的节奏）、“点凤头”（在印堂中插一根粗针，针尖顶住一只粗碗，一面摆动一边求乞）、耍青蛇、拿大顶……等等。“惨乞”则是指残废乞丐的求乞，如 “看照壁”（下肢残缺，以烂布系著膝盖、护著臂部，坐在地上移动）、“翻太岁”（手足全残，在烂泥中翻滚）、“解粮草”（残废乞丐倒卧小木车中，两乞丐伴前挽后）、“驮石头”（男丐背负残废女丐过市）……等等。

同薛家同院的荀兴旺师傅，小时候也跟著母亲要过饭，但那是农村荒年穷苦农民临时性的谋生方式，与北京城内当年丐帮的职业性乞讨的生活方式，有著质的不同。实际上这两种人不仅心态不同，所呈现出的外在相貌往往也有很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