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宝桑的父亲卢胜七，成年以后大体上属于“硬乞”的行当；北京解放的时候他已经三十六岁，还没成亲，直到一九五○年被政府救济安置，当了蹬平板三轮车的工人，才算有了个真正能有益于社会的固定职业；一九五二年他奔四十岁去的时候，才娶上了卢宝桑的娘，而她当时也已经三十五岁了。这一对晚婚的夫妻在婚后第二年有了卢宝桑这么个独生子。

曾经在北京市内的货运事业中起过重大作用、并至今仍起著一定作用的平板三轮运输业，长期以来属于合作社即集体所有制性质，细细考察起来，其中的三轮车工人，经历纯洁的城市分民固然占一定比重，但也不乏两股旧社会的沈淀物：一种即是卢胜七式的贫民，贫则贫矣，而又并无劳动资历，大都是过去的乞丐、混混、破落户的败家子弟等号人物；另一种则是解放前下层军官、警察、帮闲中罪行较轻、民愤不大的那夥人，经过一段审查、教育，或宣布为管制分子，或免予法律处分，因他们与上一类人物一样，并无一技之长，所以其中一部分也安置到了平板三轮运输工人的队伍之中。这两种人有著若干共同点：缺乏劳动习惯，精于抽烟喝酒；缺乏自尊自爱，惯于谈男说女；贪小利却又讲义气，善挥霍却又能吃苦……当然，绝非人人都是这样，而随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他们的消化、改造，他们中的多数人也确在不断地发生著弃糟粕、增精华的可喜蜕变。

但是，把他们完全消化、改造为新人绝非易事，须知改造溥仪、改造战犯也有他较易入手的一面——他们有文化，可以作哲理性的思考，政治立场一旦转变，倏忽可成可爱可敬之人；改造社会沈淀物却有极其艰难的一面——他们没有文化，却有著一肚子垃圾，即使他们政治上没有问题了，他们也还可能散发出可厌可鄙的气息。

有一回在鼓楼边烟袋斜街里的鑫园浴池，卢胜七、薛永全、荀兴旺仨人恰好遇到了一块。仨人在最烫的池子里泡够了身子以后，就都到外头卧榻上躺著歇息。这时候如果有人注意观察他们，就会发现他们尽管一眼望去都不属于干部、知识份子，而属于劳动群众范畴，但各自在体貌、气质上，又有著明显的差异。

荀兴旺师傅皮肤黧黑、粗糙，但肌肉饱满、匀实、紧凑，整个体态给人一种粗旷而充实的美感。这主要不是因为他比他们要小上几岁，而是因为他是一个从小从事正常体力劳动的生产者和战斗员，开头是种地，后来是当解放军，最后当产业工人。

薛永全师傅皮肤白中透黄，体态略偏肥胖，但又处处显露出艰辛生活所留下的痕迹——他把两块雪白的大浴巾那么一围、一披，再往卧榻上那么一躺，你就是不知道他当过喇嘛，也能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寺院中的卧佛，那形象很难说美，却也绝不丑陋，也就是说，望去还是顺眼的。

卢胜七的皮肤是一种很难形容的土褐色，脑门上有个畸形的肉疙瘩，那是当年搞“硬乞”时，有意培植起来以供铁钉插入的；右胸上有个怪模怪样的伤疤，则是当年在“硬乞”中钩以铁钩的所在……和他的许多蹬平板三轮的同行一样，他们从三、四十岁才开始从事正常的体力劳动，因此，一方面他们不可能再根本改变早已完成发育的体型，另一方面他们的骨骼、肌肉系统又不得不拼命尽力为适应新的负荷而变形、增生，因此他们的体型大都变得格外古怪。卢永胜就是如此：胸肌并不发达，而腹肌紧凑，上膊精瘦而下膊粗大，腿部青筋暴凸，整体形象令人不禁联想起一只螳螂或蜘蛛来。

他们的气质就更加不同。荀兴旺要了壶茶，就用浴池的茶叶，服务员来冲水时，他亲切而自然地同服务员搭话；从他的表情上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他觉得服务员同自己是阶级兄弟，现在人家为他服务，另一场合他也许就为人家服务。薛永全也要了壶茶，也买的浴池的茶叶，但他只将袋茶的封口撕开三分之一，倒入壶中一半茶叶，然后将纸袋折好，将另一半茶叶留下，以备带回家中；当服务员冲水时，他欠身连道 “劳驾您哪”，礼数极为周到，但多少显得有点世故。卢胜七可大不一样了。他是自带的茶叶，用小扁铁筒装著——待人家的茶都沏好了以后，他才取出那茶叶筒，连连对人家说：“用我这沏吧，用我这沏吧，我这是一块二一两的正庄货……”人家自然辞谢，他便把人家的茶壶端过来，掀开盖儿看不算，还把鼻子凑拢去闻，呲牙咧嘴地说：“不灵不灵，这五毛钱一两的色儿不正，味儿不纯，喝了拉嗓子眼儿。”评论完了把自己的茶叶筒盖子打开，硬凑到人家鼻子底下让人闻：“闻闻我这是什么味儿！”他高声吆喝著催叫服务员，让人家来给他冲茶，人家端来了茶壶，他拉过来从壶盖检查到壶嘴，挑出了一大串毛病……当人家往壶里冲水时，他斜倚著，微闭著眼，分明是在享受著一种伺候……

卢宝桑的父亲卢胜七跟薛永全、荀兴旺就这么著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