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走进了大队部广播室，大喇叭里响起他的声音。他的声音有点嘶哑，像被火焰烤的。广播喇叭里传出他喝水的声音，咕咚咕咚的，好像饮牛一样。我父亲说，各家回去赶快把毛主席的宝像挂起来，傍晚时，他会挨家挨户地去检查。我父亲还说，各家都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供上，尽管毛主席不会吃咱们的，但咱们的这颗忠心，要表示出来。

我溜到广播室里，看到我父亲皮发红坐在一把椅子上，让那个名叫翠竹的女人给他剃头。皮发红的脖子上，围着一条紫红色的围巾，围巾上落满了发渣子。这样一条围巾，只能是翠竹的。翠竹是大队里的赤脚医生，中西医皆通，不但能给人往屁股上打针，还能给人静脉注射。她不但能给人打针，还能给猪打针。革命前夕我们家养了一头猪，长到将近二百斤时，突然病了，发烧，咳嗽，不吃食。这样一头大猪，能卖一百多元钱，在那个年代里，一百多元，可是一笔大钱。一辆大金鹿自行车，也不过值一百多元。大队里没有兽医，要想给猪治病，必须要跑二十多里路，到公社兽医站去请兽医。我父亲一改拖拉作风，飞跑着去请，但那些人架子奇大，不出诊，让我们把猪送去医治。那时我父亲还没当革命委员会主任，没有面子。如果把这样一头大猪绑起来，送到公社去，病不死，也就折腾死了。情急之中，我娘厚着脸皮，找到翠竹。吭吭哧哧地把情况说了一遍。翠竹背着药箱子，二话没说，到我家来，在猪的耳朵上，找到一根粗血管，一针见血，注射进去满满一管子抗菌消炎的药物，猪连哼都没哼。这猪，第二天就认食，第三天就完全好了。后来，这头猪长到二百五十多斤，卖到公社屠宰组，杀了个特等，每斤价值五角三分八，统共卖了一百三十多元。这件事，我父亲和我母亲经常念叨，感念翠竹的恩德。我父亲当了主任后，对翠竹格外照顾，每年给她加了五百工分，每月还给她补助五元钱。所以，她把自己的围巾围到我父亲脖子上，遮挡发渣子。看到我后，皮发红把按在翠竹屁股上的手收回去，说：“皮钱，你来得正好，让翠竹姑姑给你剃个新头。”

我一听剃头，抽身就走。我听到皮发红对翠竹说：“旧社会，穷人家的孩子，过年没有新衣裳穿，就剃一个新头。”

我回到家，看到娘正在包饺子。堂屋正北那张桌子上的杂物已经挪走，桌子上经年的灰尘也扫去了。

娘说：“皮钱，去找你爹，让他回家摆供，熬浆子，贴对联，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回家。”

“我爹在广播室里剃头。”我说。

“谁给他剃头？”娘问。

“翠竹。”我说。

“翠竹？”娘怒冲冲地说，“你赶快去叫他，就说我犯病了。”

我上了大街，看到十几个孩子，靠在一堵墙壁前，在玩“挤出大儿讨饭吃”的游戏。游戏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大家贴着墙，站成一排，发声号，两边的死劲往中间挤。谁被挤出去，谁就是大儿子。但被挤出去的，马上又贴到队伍的最后边，死劲往里挤。挤到最后，总是乱成一团，几十个孩子，你压着我，我压着他，在地上滚来滚去。无论是谁家的家长，看到自家的孩子玩这个游戏，都会毫不客气地上前，拧着耳朵，把他从队伍中揪出来。因为这个游戏，最费衣裳。即便是暂时磨不破衣裳，也会弄一身泥土。仿佛一个在地上打过滚的驴。这样的游戏我喜欢。有这样的游戏玩，我还去找那个名叫皮发红的人干什么？我紧紧裤腰带，扑上去，背贴着墙壁，死劲往中间挤。一个孩子被挤出去，又一个孩子被挤出去。又一个，又一个。很快我就到了中央。孩子们齐声喊叫：“挤啊挤，挤啊挤，挤出大儿讨饭吃！……”

我用脚跟蹬着地面，脊梁紧贴着墙，坚持着，不出去当大儿子。来自两边的力量，挤得我的骨头叭嘎叭嘎响，再不出去，只怕连尿都要被挤出来了。实在坚持不了了，我的意志一松懈，身体就出来了。这时，我看到皮发红和翠竹相跟着，沿着大街走过来。在我身后，有孩子说：“看，皮发红和翠竹来了。”

孩子们更加兴奋，喊叫声震天动地：“挤呀挤呀挤呀挤，挤出大儿讨饭吃……”

皮发红和翠竹腋下夹着宝像，到了近前，停住。皮发红问我：“皮钱，你娘包完饺子没有？”

“你赶快回家吧，我娘说，她的病犯了。”我说。